严范孙先生是中国数千年文化传统在一个风气开通、历史转型时期的先进人物。他在极其艰难的历史条件下依然致力于民办教育事业，传播科学知识、民主精神和爱国思想，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不朽的一页。1989年3月，在全国政协第七届二次会议上通过提案，褒扬严范孙一生矢志倡导新学的功绩和培育英才对祖国的贡献。
胡适曾说，严范孙是一位学者、藏书家、诗人、哲学家，最具公德心的爱国志士，是中国旧道德传统和学识渊博最可敬佩的代表人物。蔡元培也说：“严先生于旧道德素称高贵。”天津《大公报》在《悼严范孙先生》社评中，称其“不愧为旧世纪一代完人。”“是为旧世纪人物之最后模型。”
矢志教育创办南开学校
严范孙，生于1860年，名修，天津人。从小饱读经书，23岁考取进士，入翰林院任编修。后又任贵州学政、学部左侍郎等职。但是，清朝的内政腐败，促使严范孙不满于现状，急欲寻求救国图强的良方。中日甲午战争是其思想的转折点，逐渐省悟到“科举之弊，人才之衰，至今斯极”，“欲救中国，必须变法维新，而变法维新，则非创办新教育不可。”他毅然走出旧营垒，勇敢地站在时代前列，改革传统教育，倡导学习西方“新学”，并身体力行，直到1929年逝世，20余年未尝稍怠。
严范孙认为，旧的教育口不离诗书，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习，言行不一，学用脱节，主张废除科举制度，培养对社会有用的实用人才。1897年，在任贵州学政时，就大胆变革教育，学子不仅阅览经史书籍，而且学习英文及西方科技知识。同时，甘冒顽固派之大不韪，上书皇帝开设“经济特科”，强调只要有真才实学，不必经过科举正途，也可量材取用。严范孙这一主张，是自隋朝实行科举以来的一大突破，震动朝野。他的改革尝试，也使地处偏陬、民贫土瘠的贵州文风为之一振。贵州学界为他立“去界碑”、“哲学碑”，称他是“经师兼人师，二百年无此文宗”。
严范孙认为，国家要走向富强之路，必须博采东西文明，引进西方文化与教育制度。他先后去日本、美国和欧洲进行教育考察，探求建立新式学校的模式与途径。戊戌变法之后，他辞官回到天津专心投入新式教育的开拓与兴办。他把自己的严氏家馆作为实验基地，聘请热心西学的张伯苓教授英文、数理化等新知识，并以此基地实验成果，示范和带动天津地区的教育。从1902年至1905年，他联合一些热心教育的邑绅兴办或协助兴办民立小学、官立小学21所，以及师范学堂、工艺学堂、法政学堂、专科学校、高等女子学堂等，使天津教育兴起了一个高潮，并走在全国前列。
严范孙是中国近代倡办女学的先行者之一。1902年，首先在自己家中办起严氏女塾，开创了天津女子教育的先河。1905年，他又参照日本的模式创办了严氏蒙养园（幼儿园）。这是中国最早的私立幼儿园之一。同年，严范孙还开办了“保姆讲习所”。这是全国最早培养幼儿师资的学校，为京津培养了第一批幼师人才。
严范孙最重要的教育贡献是在20世纪早期，与张伯苓一起广纳社会力量创建了全新教育模式的著名的南开学校。这是中国人以自己的力量发展教育最成功的范例之一，不仅给当时的中国教育界塑造了一道新颖的学校景观，也给世人、给时代树立了一个先进的民办教育的典范。
南开学校由男中部（即1904年成立的南开中学）、大学部（即1919年成立的南开大学）、女中部（即1923年成立的南开女中）、小学校部（即1928年成立的南开小学）组成，是一个独具特色的教育系统。南开学校学习和借鉴以科学、民主为旨趣的西方教育精神，密切联系中国社会实际，主张德、智、体、美四育并进，强调爱国教育、道德教育和人格教育，注重科学知识，科学精神和创新能力培养，形成了“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精神和“爱国、敬业、创新、乐群”的光荣传统，培养了以周恩来、陈省身、吴大猷、曹禺等代表的一大批优秀人才，至今南开大学还是国内名校，这与严范孙的开创之功是分不开的。所以，爱国教育家张伯苓说：“南开之有今日，严先生之力尤多，严公逝世，在个人失一同志，在学校失一导师，应尊严先生为校父。”
移风易俗倡导社会文明
社会文明是国家进步的标尺。严范孙说：“欲强国家，先善社会。”
他反对嫖娼、征妓、纳妾等社会不良习染。他不仅自己“终身耻作狭耶游”，而且规谏好治游（嫖娼）者朋友。严范孙特别反对身为教师者逛妓院。昔日天津许多小学教员染有如此不良行径，他谆谆告诫：“道德堕落，何以表率生徒？精神疲敝，何以勤思职务？”他还痛诋纳妾等歧视妇女的世俗偏见。
严范孙反对歧视妇女的又一表现，是对缠足妇女的深切同情，力倡女子放足，求妇女获得解放。他曾编《放足歌》，先在女塾教唱，其后传诵社会。
吸烟、赌博是旧社会靡然风同的两大陋习。严范孙在为李石曾著“戒烟”书作序时，深望爱国忧国之士，递相劝戒，先自身戒断，而后及诸人人，为吾身去无形之害，为吾身吾家吾国吾并世之人造无疆之福。对于赌博之害，更是深恶痛绝，无时不劝谏朋友戒此癖好。
严范孙还反对婚丧嫁娶大操大办。为此，他率先垂范，其子结婚改通行的乘彩轿为双马车，改新郎不迎娶的津俗为新郎骑马亲迎。这两项举动为“津邑之创格”，使当时天津为之轰动。针对丧礼大讲排场、互相攀比，极尽奢糜的风俗，他订立“丧礼八则”，其中包括：人死登报纸告丧，不必致讣；不必作哀启，如作哀启，但述病状等。他也不主张过生日、祝寿。严范孙的这些主张，在当时都是开风气之先河，至今也有现实意义。
慧眼识英才
周恩来是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学生。在校时，组织社团，主编刊物，演出话剧，参加文化知识和课外比赛，品学兼优，深得严范孙赞赏和师生好评。
从南开中学开始，严与周就有很多往来。中学二年级时，周恩来就曾到严宅请为他主编的《敬业》杂志题写封面。三年级时，学校举行全校性作文比赛，260余人参赛，试卷姓名密封，严范孙亲自参加评定，结果选定周恩来为全校第1名，并亲自为周恩来所在班级书写：“含咀英华”的奖旗。并称，周恩来有宰相之才。
周恩来毕业后去日本求学。1918年春严范孙赴美国考察教育，在日本稍事停留。周恩来闻知即去拜望。南开大学成立后，经严范孙、张伯苓批准周恩来免试入南开大学文科。开学前4天，严特在私宅设宴欢迎周恩来，并请黄郛、范源濂、张伯苓及直隶教育厅厅长等知名人士共席，可见严范孙对周的器重。
五四运动期间，周恩来成为天津学生运动领导人，被天津反动当局逮捕。出狱后，严范孙即与张伯苓商议，以他在南开所设“严范孙奖学金”资助周恩来出国。他还给驻英国公使顾维钧写信，介绍周恩来去英留学。周到欧洲后，一直与严书信往还，保持着密切联系。严为资助周恩来，特在严家帐目上为周立了户头。除第一年的用款是用支票交周携走外，以后三年，均让人汇寄，每半年一次，准时不误。周恩来在欧洲参加共产党后，有人曾劝严不要再给周以资助，但他不为所动，以“人各有志”奉答，继续寄钱给周恩来。周对此感念不忘。1950年张伯苓由重庆返抵北京，周恩来在西花厅宴请，张带去严范孙照片，周恩来动情地说：“我在欧洲时，有人对严老先生说，不要帮助周恩来了，他参加了共产党。老先生说‘人各有志’，这话是颇有见识的。他是清朝的官，能说出这种话，我对他很感激。”
来源：《大教育时代》 2000年6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