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转帖]毛泽东文化大革命中活动简记
一九六七年
1967年1月8日
毛泽东就《文汇报》、《解放日报》夺权问题发表谈话。毛泽东说：“《文汇报》由左派夺权，这个方向是好的。《文汇报》5日的告全市人民书，可以转载、广播。他们内部造反，过几天可以写一个综合报道。这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毛泽东还说：“两个报纸夺权，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我们要支持他们造反”“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要讲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脱离岗位来搞革命嘛！保守派不搞生产，这是很大的阶级斗争。”
1967年1月9日
《人民日报》转载《文汇报》1月5日《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并发表编者按语，这一按语经毛泽东审定。按语说：“上海《文汇报》1月5日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这个文件高举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吹响了继续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击的号角。这个文件坚决响应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提出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关键问题。这不仅是上海市的问题，而且是全国性的问题。随着上海市革命力量的发展，崭新面貌的、革命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出现了。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是一个大革命。
1967年1月10日
毛泽东对《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发动总攻击》一文和《紧急通告》写出批语：“伯达同志和小组同志们：（一）此两件很好；（二）请你们在二三日内，替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起草一个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指出他们的方针、行动是正确的。号召全国党、政、军、民学习上海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起草好了以后，开一次较大的会通过发表。”批语最后补充说：“关于反经济主义的文件，不要发了，上海这个就很好。”
1967年1月11日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贺电全文如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32个革命群众组织：你们在1967年1月9日发出的《紧急通告》，好得很。你们提出的方针和采取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你们高举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你们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模范。你们坚定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你们及时地识破和揭穿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阴谋，进行了有力的还击，你们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大方向，提出了反对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经济主义的战斗任务。你们根据毛泽东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制定了正确政策。你们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力量的核心，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你们这一系列的革命行动，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我们号召全国的党、政、军、民各界，号召全国的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1967年1月13日
毛泽东与刘少奇谈话。毛泽东派秘书乘车接来刘少奇，在谈话中，刘少奇说自己犯了错误，郑重地向毛泽东提出要求：“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职务，和妻儿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毛泽东未置可否，建议刘少奇认真读几本书，还介绍了黑格尔的《机械唯物主义》和狄德罗德《机器人》。临别时毛泽东送刘少奇到门口，说：“好好学习，保重身体。”
1967年1月17日
毛泽东会见马来西亚共产党总书记陈平等人。参加会见的有康生、刘宁一。毛泽东在会见时说：“我们党内的斗争，过去有些你们可能不知道。有一部分你们可能知道；例如同高岗、饶漱石、彭德怀的斗争。关于社会主义教育究竟走什么道路，采取什么方针和政策，同刘少奇同志的这个斗争是从1964年夏天开始的。1965年制定的二十三条就是这场斗争的结果。”王明到现在还不承认错误。他在莫斯科写文章反对我们。他现在还是中央委员。下次代表大会，他恐怕选不了。刘、邓是不是能选上，我的意见还是应该选上。党内总有左、中、右，那么干净就不太好。但很危险，可能红卫兵不同意。”
1967年1月21日
毛泽东做出派军队支持左派的批示。当日，安徽省造反派计划召开大会，批斗省委主要负责人李葆华，要求军队支持，保护现场，防止对立派的冲击。毛泽东在安徽省军区的请示电报上批示：“林彪同志：应该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请酌处。”毛泽东同时指出：“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要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就介入了。此事应重新发布命令，以前命令作废，请酌。”周恩来向军委碰头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上述批示。次日，毛泽东接见军委碰头会议人员时，要求他们“真正站在革命派方面，像唱戏一样，要亮相。”他批评许多军区把造反派讲的一片黑暗，好像一点光明也没有。要求军队“能够公开支持的，就公开支持，时机不成熟的，就半公开支持。”
1967年1月22日
毛泽东接见中央军委碰头会人员。受到接见的军队领导人纷纷向毛主席诉说挨斗被整的情况。徐向前说，造反派“要揪谁就揪谁”，毛泽东说：“那还得了，到处抓人怎么行。”同时毛泽东要求军队干部在受委屈中取得经验教训，不要吃老本，要支持左派。在文化革命中立新功。
1967年1月28日
中央军委发布八条命令，是由徐向前提议，林彪口授的。其中第八条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增加的，这第八条是：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用毛泽东思想严格管教子女。干部子女如有违法乱纪行为，应该交给群众教育，严重的，交给公安和司法机关处理。
1967年2月3日
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卡博.巴卢库等。毛泽东说：多少年来，我们党内的斗争没有公开化。比如1962年1月，我们召开了7000人的县委书记以上的干部大会，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就要变成法西斯专政的。那个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过去我们只抓了个别的问题，个别的人物。此外还搞了文化界的斗争，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就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些都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的来揭发我们的阴暗面。毛泽东还说：“现在两方面的决战还没有完成，大概二三四这三个月是决胜负的时候，至于全部解决问题可能要到明年二三月或者还要长。”“现在流行着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想，口号是一切怀疑，一切打倒，结果弄到自己身上，你一切怀疑，你自己呢？你一切打倒，你自己呢？资产阶级要打倒，无产阶级呢？他那个理论就是不行。
1967年2月5日
“上海人民公社”举行成立大会。张春桥、姚文元参加大会并讲了话。大会《宣言》称：“一个新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地方国家机构，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地平线上，……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2月12日，毛泽东把张春桥、姚文元召到北京谈话，毛泽东说，考虑到国家体制改变的复杂问题，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好。2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指示各地在建立新政权时“不要使用人民公社的名称”。张春桥回到上海后，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和中央通知的精神，把“上海人民公社”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1967年2月1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议在怀仁堂召开，谭震林、叶剑英、陈毅、李先念等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展开激烈斗争。会议由周恩来主持。谭震林在会上说：“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这是什么？这时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整掉老干部。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40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蒯大富，是个什么东西？就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谭震林要退出会场，陈毅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当晚，张春桥、姚文元、王力整理出《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的纪录，江青给毛泽东写了个条子：“张、姚有重要情况报告，盼速见。”几小时后，毛泽东召见了张、姚，听取了汇报。
1967年2月18日
毛泽东召开政治局会议，严厉批评了谭震林等老同志。毛泽东说：中央文革小组执行了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叶群同志，你告诉林彪（叶群是代表林彪出席会议的），他的地位也不稳当啊，有人要夺他的权哩，让他做好准备，这次文化革命失败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打游击。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让陈毅来当中央文革组长吧，把陈伯达、江青逮捕、枪毙！让康生去充军！我也下台，你们把王明请回来当主席嘛！你谭震林也算老党员，为什么站在资产阶级路线上说话呢？毛泽东还说，我提议这件事政治局要开讨论，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党党员来解决。毛泽东说完，就退出会场。从2月25日到3月18日，中共中央在怀仁堂召开七次“政治生活会”，解决老同志的思想问题。
1967年2月19日
毛泽东对北京卫戍区《关于五所高等学校短期军政训练试点的总结报告》和《关于两个中学军训试点工作总结》作出批示：一、此两件立即转发全国；二、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每年训练一次，每次20天。在军训的20天中，军训时间每天不要超过4小时，同时学校原课程每天相应减少4小时；三、党、政、军机关，除老年外，中年、青年都要实行军训，每年20天。
1967年2月24日
张春桥在上海“进一步开展夺权斗争誓师大会上”传达毛泽东12日以来几次与张春桥、姚文元的谈话内容。所传达的毛泽东讲话的主要精神是：这次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是我们发动的。因为无产阶级专政机构中有一部分被篡夺了；“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是反动的，是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正确的说法只能是部分地改善无产阶级专政；青年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做了不少贡献，但是他们马上接省委书记、市委书记的班还不行；现在各省市都学习上海叫人民公社，那国务院叫什么？那国号改不改呢？如果改为中华人民公社，那国家主席就得叫公社主任或社长了。国号一改，还有个外国承认不承认的问题。我看苏联就不会承认，承认对他不利。公社成立了，还要不要党呢？我看应当要，总要有个核心。……总之，还要有一个党。我看名称还是不变得好，还是开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还是叫国务院。上海人民公社就改为上海革命委员会吧！……还叫上海人民公社，有点是保护上海人民的热情，缺点是全国只你们一家，不是很孤立吗？《人民日报》不能登，一登大家都叫人民公社了，就会发生一系列问题。
1967年3月6日
章士钊分别致电毛泽东和刘少奇。在致毛泽东的信中说：自信中国成立后，国家兴旺发达，全都仰仗共产党之英明领导，而毛、刘团结乃共产党领导核心坚强的保证。假如刘少奇确实犯了错误，望毛、刘两位领导赤诚相待，好好谈谈，刘可做检讨，但切不可打倒刘少奇。毛泽东收到信后，于3月10日复信章士钊：“行严先生，惠书敬悉。为大局计，彼此心同。个别人情况一时尚难肯定，尊计似宜缓行。敬问吉安！”之后，毛泽东把当时中央整理的尚未公布的有关刘少奇的材料送给章士钊阅读。
1967年3月7日
毛泽东对《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和整顿发展红卫兵的体会》的材料作出批示：“此件可以转发全国，参照执行。军队应分批分期对大学、中学、 和小学高年级实行军训，并且参与关于开学、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机关，和实行斗、批、改的工作。先做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推广。”8日，中央转发了毛泽东的批示和天津延安中学的材料。此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任务除支左、军管外，又增加了军训。
1967年3月12日
毛泽东会见新西兰总书记威尔科克斯。参加会见的有周恩来、康生、刘宁一。毛泽东在谈话中说：革命派在开始时都是受压迫的少数派。北大的聂元梓是这样，北航红旗也是这样。在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北航开始时多数派有几千人，少数派红旗只有两百人。各个学校都是这样。多数派是纸老虎。上海无论在学校还是在工厂，开始时真正革命的都是少数。有人说中国已经搞了十几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实际上并不是那么一回事。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从文化革命才开始的。……过去历次整风都是在干部中进行的，没有发动群众起来检查干部，这次是发动群众起来检查干部。干部大部分是好的，有一部分是坏的，可能办错事，整错人……解放以后，学校还是国民党的，教员大部分是国民党留下来的，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小学教员都是如此。……共产党自己没有多少教师、演员和画家，有经验的办报人也很少。解放以后搞这些的还是旧社会的知识分子。文化大革命看来要一两年，这是从全国范围来说。
1967年3月30日
《红旗》杂志第5期发表社论：《论革命的“三结合”》。社论转引了毛泽东的指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
1967年4月1日
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毛泽东在这个《决定》上批示：“许多外地学生几次冲击中南海，一些军事院校冲进国防部，中央和军委并没有斥责他们，更没有叫他们请罪、悔过或者写检讨。讲清问题，劝他们回去就是了。而各地把冲击军事机关一事都看得太严重了。”
1967年4月6日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保护群众组织的10条命令。毛泽东批示：“林彪同志，此件很好。”命令要求全军：一、对群众组织，无论是革命的，或反动分子所控制的，或者情况不清楚的，都不准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二、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三、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四、对于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五、对待较大群众组织采取什么态度，应深入调查研究，进行阶级分析；采取重大行动前，应向中央文革和全军文革请示报告。六、一概不要进行群众性的“请罪”运动，也不要强迫群众写检讨。七、在军队中要深入进行两条路线斗争教育。八、对派到地方上去或主持支左的干部，要详细交待政策。九、在支左工作中，要学会做群众工作，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十、对业已违反上述诸条做法的，都要立即改正，积极进行善后处理。
1967年4月8日
陈伯达、康生在中央军委召开的批判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对该书的批判：“这本书是唯心论，是反马列主义的。”，“不讲现实的阶级斗争，不讲政权的斗争，只讲个人的修养，蒋介石也可以接受。”
1967年4月20日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毛泽东在接见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时说：“我祝贺你，祝贺大会成功。请代向全北京市革命造反派祝贺。”“青年人要参加你们的工作，使前辈人不脱离群众，使青年人得到锻炼。青年人不能脱离生产，这样不会造成脱离群众，要半官半民。”
1967年4月23日
毛泽东在《陕西驻军负责同志虚心听取群众意见改进工作》的报告上作出批示：“军队这样做是很正确的，希望全军都采取此种做法。”同日，毛泽东又在成都军区的一个报告上批示：“现在另一种思潮又起来了，即有人说，他们那里军队做的事情都错了，弄得有些军队支左、军管、军训人员下不了台，灰溜溜的。遇到这种情况，要沉住气，实事求是地向群众公开承认错误并立即改正。另外，向军队和群众双方都进行正面教育，使他们走向正规。我看现在这股风，不会有二月那样严重，因为军队和群众都有了经验。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定会得到广大群众拥护的。”
1967年4月24日
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江青等接见上海、山西、贵州、黑龙江、山东、北京等省市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张春桥、姚文元、刘格平、张日清、李再含、潘复生、王效禹、谢富治。接见后，毛泽东等观看了上海市舞蹈学校演出的革命现代芭蕾舞剧《白毛女》，并同演员们一起照了像。
1967年5月1日
毛泽东、林彪等和首都300万群众共庆“五一”国际劳动节。当晚，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全体委员以及上海市、山西省革委会代表团。
1967年5月3日
周恩来在接见全国14个省、市夏季粮油征购会议代表时说：毛主席说过，农民粮多报少是藏富于民。粮食多了百分之十，只有好处，农民是不会乱吃掉的，藏在农民家里比国家收购起来还好。你们不要产生错觉，这不是提倡不老实，毛主席讲这句话的意思是正官僚主义的。官僚主义不下去，不调查，1961年以前实行高指标、搞征购，整了农民，现在他们就以多报少。
1967年5月17日
按照中共中央的决定，《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中共中央通知》（即5.16通知）。18日，《红旗》杂志、《人民日报》为此联合发表编辑部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文章最后引用了毛泽东的指示：“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要进行多次。”“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历史时期才能解决。如果弄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
1967年5月19日
周恩来就所谓“伍豪事件”问题致信毛泽东。信中说：“现在弄清楚了所谓‘伍豪等启事’就是1932年2月28日的伪造启事。”毛泽东看到周恩来送去的信和材料后批：“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1967年底，北京有一个学生写信给毛泽东重提此事，毛泽东于1968年1月16日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诬蔑。”
1967年6月6日
毛泽东会见锡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桑穆加塔桑。参加会见的有康生、刘宁一。在谈到国内情况时毛泽东说：参加文化革命的不一定都是无产阶级，甚至混进来一些坏人。但是主要的群众是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总而言之，过去的领导方法不行了，那是官僚主义的，脱离群众的。
1967年6月9日
毛泽东、林彪接见参加亚非拉作家常设局举行的“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5周年讨论会”的各国作家和朋友。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陪同接见，被接见的有来自32个国家和地区的80多位作家。
1967年6月16日
毛泽东、林彪观看又上海京剧院演出的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李先念、江青、谢富治等参加了观看。
1967年6月22日
毛泽东、林彪观看又上海京剧院演出的现代京剧《海港》。观看演出的还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董必武、李先念、聂荣臻、江青等人。
1967年6月22日
毛泽东、周恩来、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接见参加赴越作战部队座谈会代表。这次会议是为研究改进高炮装备问题有总参谋部展开的。毛泽东提出：“要狠抓一下雷达、光学仪器、指挥仪，要减轻重量，提高质量，增加数量。”
1967年7月5日
毛泽东要求制止各地建造毛泽东塑像的现象。毛泽东在致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信中说：“此类事劳民伤财，无益有害，如不制止，势必会刮起一股浮夸风。请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讨论一次，发出指示，加以禁止。”
1967年8月1日
《红旗》杂志发表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社论中提出“批判军内走资派”问题。社论说：“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集中地表现为资产阶级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斗争，资产阶级搞复辟，一定要抓军队、抓枪杆子。无产阶级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也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牢牢掌握军队。……”“目前，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这是斗争的大方向。”社论是由王力、关锋等起草的。毛泽东严厉批评了这篇社论，提出“还我长城”。
1967年8月16日
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给煤炭工业战线职工的信》，号召煤炭工业战线的革命派，坚持抓革命促生产，正在武斗和停产的煤矿，应当立即停止武斗。……
1967年8月25日
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开展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
1967年8月30日
毛泽东批准周恩来的报告，对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关锋实行隔离审查。
1967年9月5日
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
1967年9月16日
毛泽东南巡到杭州，了解浙江省文化大革命情况。陪同到杭州的有杨成武、张春桥等。毛泽东详细询问了舟山地区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对军队的问题了解得很详细。当陈励耘政委汇报“空五军党委已做出决定，向二十军学习”时，毛泽东说：“你们空五军支左很有成绩嘛。”当南萍政委汇报二十军进驻杭州后，党委作出向空五军学习的决定，毛主席说：“你们二十军支左也不错嘛，你们要互相学习。”
当南萍政委汇报到有些部门、有些单位斗“走资派”还戴高帽、罚跪等时，毛主席说：“不能像对待地主那样，对我们的干部要一分为二，我是一贯反对这样做的。我们有光荣传统，可以通过‘团结—批评—团结’。”
毛泽东回京后，决定浙江省军区、人武部干部到北京办学习班。汪东兴当面向南萍、陈励耘交待，要他们把林岗（首都“三司”驻杭州联络站成员之一）抓起来。9月18日林岗被送到北京。
1967年9月17日
毛泽东南巡到江西。当天上午在南昌接见了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程世清、杨栋梁、黄先、刘瑞森、郭光洲、陈昌奉同志，陪同接见的有杨成武、张春桥、汪东兴、余立金等。程世清等向毛主席汇报了江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毛主席边听汇报便发表看法。
当汇报到收缴武器的情况，说到九月十六日止全省收了四万多支枪时，主席说：这些枪是谁发的？我看两方面都发了，谁发的多？”答：”军分区、人武部发给保守派的”。
当谈到抚州问题时，毛主席说：抚州的问题值得研究一下，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大胆？他们总要开会研究形势，认为江西、全国和世界形势对他们有利才这样干。他们对形势估计不正确，我看是。当汇报到他们组织了一批人控制了九个县时，毛主席亲自指出了抚州九个县的名字，并说：“从这一点看他们是想扩大势力，进攻南昌，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答：“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是军事叛乱。”主席问：“你们定了没有?”答：“定了，是周总理批的。”毛主席说：“实际上是叛乱，是典型之一。在赣州、吉安、宜春等地，还搞农管，一个生产队抽一个人，一个大队抽十几个人，采取强迫的办法，记工分，一天六角钱。（程世清插话：有的还一元），现在农村包围城市，我看不行。”
当汇报到主席的思想、政策已经在江西广大人民心中深深扎根，对江西形势起了决定性作用时，主席说：“五月底，我写了几句话给林彪同志、总理，说江西军区同群众为什么这样对立，值得研究。我没有下结论。我指的是江西、湖南、湖北、河南。”
当汇报到造反派对受蒙蔽的群众有些报复情绪时，主席说：这就不好。你们要注意。你们（指黄、刘、郭）对造反派群众要很好地说服，不打击报复。你们是站在造反派一边的，恐怕你们讲话也不完全听。杀人总不好，你杀他也不好，要说服教育。打击报复，下跪、戴高帽、挂牌子，还有什么喷气式啦，这不好。
当汇报到前一个时期各地造反派都受到压制打击，被迫跑到南昌来，群众说，南昌是解放区，主席说：出现这么一件事，恐怕不只是江西。
主席问:你们回来多久？答：一个多月了。主席说：现在北京还有十来个省在那里，中央一个一个地解决。现在中央不提什么方案了，让他们自己去吵，看吵出个什么样子来。现在那一派（联络总站）有在省里参加工作的吗？（张春桥插话：保守派也要吸收他们工作，但数量不要多）答：联络总站已经瓦解了。
当汇报到联络总站一个负责人自己回来做了检讨，现在被造反派抓走了，主席说：把他收回来好了，不要搞得太苦了。
当汇报到支左部队进驻抚州时，路上遇到保守组织的三道伏击，打了四、五百人时，主席关切地问了伤亡情况。（牺牲5人，57人受伤）
主席说：“我看《火线战报》，什么南昌告急，南钢、庐山失守，白色恐怖，宜春农管，什么农村包围城市。六、七、八月间最紧张，紧张的时候我就看出问题揭开了，事情好解决了，不紧张怎么解决呀！吉安造反派跑出去三千人，怎么能够消灭他们呢？总还有人留下吧！”答：“有些留下在地下活动。”
主席说：“江西军区搞四大，不要搞得太苦了，战士一起来，火就很大，浙江现在每天都斗，一斗就是戴高帽，挂黑牌，下跪，搞喷气式，人家受不了，也不雅致嘛。据说，戴高帽是从我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学来的，那时是为了号召农民起来斗地主，现在不同了，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不能不教而殊，殊就是杀，不能不教育就处罚人。
当汇报准备在十月间召开全省造反派政工会议时，主席说：“这个好，造反派也要训，他们坐不下来，心野了。一批不行，可以训练二批、三批，造反派人很多。我看训练的办法好，内蒙一个独立营八百多人是支持保守派的，反对中央对内蒙的决定，他们到了北京，气可大了，大闹，不听总理的话，打破家具，会开不下去，向中央提出五条要求。以后到北京新城高碑店训练了四十天，都转了，回去支左不支右。独立营、独立师训练一下就转过来了，我对现在的右派，不那么看死，一训，就转过来。有坏人是极少数。多数是认识问题。总而言之，打击面要缩小，教育面要扩大，教育面包括左中右。左派不教育变成极‘左’，到处抓赵永夫、谭震林，哪有那么多赵永夫、谭震林？
1967年9月18日
毛泽东南巡来到长沙，并于当天上午十时至十二时左右接见了湖南省革筹小组黎源、华国锋、章伯森三同志。接见时在座的有杨成武、张春桥、汪东兴等。毛泽东听取了湖南省革筹小组的汇报，对湖南省文化大革命作了重要指示。
当汇报到湘潭问题时，谈到湘潭有不少工人是受蒙蔽的；解放军立足于政治共识；湘潭造反派在长沙集中学习后，回去按政策办事。毛泽东说：湘潭经验很好。这样多产业工人，不会一辈子保皇，要正确对待。至于他们的头头，靠下面自己起来造反。
当谈到常德和安江问题时，汇报了这些地方的保守派煽动农民，进城攻打造反派，毛泽东说：“打打也好，受受教育嘛，许多农民进城，现在是十五个工分，还有三十个工分，还有的是抽签去打，有的是二元钱一天，有的是一元钱打一次。
当谈到泥木工人的斗争情况时，主席回忆过去搞泥木工会的情况说：泥木工人有一些行会思想，那时候入会每人要交六块大洋。
谈到抢枪时，主席说：抢枪把你们吓得不得了，名义上是抢的，实际上是送的，政治干校就是把枪发给造反派了。
当谈到解放军下工厂，造反派对解放军很好，给解放军作报告，解放军给造反派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与造反派加深了感情时，主席说：这是一条经验。
当谈到极“左”思潮时，主席说：有几条标语，不要紧嘛，要他多出来一点嘛，群众会起来批判，你们不要抓人。
当谈到接待站把一些受蒙蔽的群众集中学习时，主席说：光他们学习不行，也叫造反派学习嘛，不然回去不好混。
谈到“高司”问题时，主席说：高司还给我发了不少电报，发到上海，由张春桥转。主席还问：不是还有个性万（指万达）的吗？有人汇报群众不同意万达到革筹小组时，主席说：等一段嘛。
当谈到军区开展四大，军区招待所也开展四大，内部几个组织意见分歧，大师傅不做饭了时，主席说：大师傅也是不好惹的。
谈到火车不通时，主席说：不通的反面就是通，社会上和内部都有压力，
主席问到湘潭的王治国时，华国锋说：在长沙，被斗的很厉害。主席问：为什么斗得那么厉害？我知道他身体很不好嘛，有高血压。
当汇报到军区犯了错误，影响军分区，省人委、地专机关瘫痪了。主席说：中央农业部，农垦部不起作用了，气象局还起点作用，宣传部、文化部也不起作用了，不是工厂还在生产，农民还在种田嘛？（张春桥站起来插话：过去搞精简，搞了几年都搞不动，现在证明以后可以大大精简）。
谈到公检法问题时，主席说：过去好像没有公检法就不得了，我一听说公检法垮台了，我就高兴。
谈到干部问题时，主席说：清理干部要搞群众运动，这样多的军分区、武装部，不是文化大革命是搞不动的，过去这些人是老革命、老资格，谁也搞不动他。过去地方的党政机关没有枪，就靠军事机关。最后归结起来，干部大多数还是好的，我们要团结大多数，包括犯了错误向群众做了检讨的。除了极少数坏人，打击面太宽了不好。
谈到对犯错误的干部进行训练时，主席说：不光是犯过错误的，还要搞些没有犯错误的也参加，还要加上少数红卫兵，要帮助他们学习。
谈到红旗军的问题时，主席说：再研究一下嘛，看看再说嘛，天下的事不要那么怕，先恢复了再说嘛。（张春桥插话：红旗军问题林彪同志去年十一月批过文件，指出荣复、转退军人不要单独成立组织，应该说服他们，现在搞大联合，与别的组织结合，或参加别的组织）主席点了点头。
谈到大联合问题，左派内部加强团结问题时，主席说：都要做自我批评，都要少讲别人的缺点，不要把矛头指向对方。过去我们有个经验，军队和地方的关系，军队提出拥政爱民，地方提出拥军优属，军队带头做自我批评，两方面的关系搞得很好。（张春桥插话：主席语录中有这一段），主席又说：两派都是工人，一派造反，一派保守。保守的是上面有人蒙蔽他们。对受蒙蔽的群众不能压。越压越反抗，我们也是蒋介石压出来的。大革命后我们只几万人，蒋介石压我们，一压就压出三十万红军，三十万党员。后来是自己犯了错误，才有两万五千里长征。
谈到抢枪时，主席说：抢枪不要怕，民兵的抢就有三百万条。谈到长沙的碉堡工事时，主席说：不放心就保存一个时期嘛（杨成武插话：水泥的不要拆，也是一个备战）。
1967年9月20日
毛泽东南巡到达湖北省，在武汉共两天三夜。毛主席乘坐吉普车看了武汉三镇的市容和大字报专栏。军区领导为了主席的安全，希望主席晚上去看，毛主席坚持白天去看。毛主席非常相信群众，认为坏人总是极少数。主席还访问了工人，进行调查研究。
毛泽东视察中还在武汉东湖边照了像。
毛泽东在九月二十日上午接见了武汉部队和武汉警备司令部负责人曾思玉、刘丰、方铭、张纯青等。以下是毛主席在武汉视察的指示精神要点（根据曾思玉、刘丰传达）
一、湖北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是好的。
出现了“七.二0”事件，是坏事也是好事。问题就是不破不立。湖北乱透了，问题就好解决。湖北问题已基本解决了。湖北将是第二批建立革命委员会的省份。毛主席三番五次谈到，你们可以三结合了吧，主席说：三结合条件已经基本具备，左派已定，军队支左，问题是地方干部没有把握。
二、要解放一大批干部。
主席从党的历史讲起，从中央苏区讲到延安整风，到解放。主席说：对犯错误的同志要允许人家改正，给以改正错误的机会。打击面要缩小，教育面要扩大。（插话：今年上天安门的名单是主席亲自批的），主席说，你们打倒你们的，我批我的。现在你们一提就打倒这个，打倒那个怎么成呢？现在军队支左很多都犯了错误，但是一旦打起仗来，只要下一道命令，他们都能冲锋陷阵的。
主席问：对百万雄师怎么样？整得太厉害了，这样不好。坏的只是一小撮头头，大多是都要让他们自己教育自己。
主席对刘丰说：不是有人要打倒你吗？（刘说：打倒没关系。今天有人写信给我，要为百万雄师翻案，不翻案就没有好下场。署名狂人）主席说：坏人总是极少数，好人总是大多数，广大群众是好的。
三、要文斗，不要搞武斗。
毛主席说，体罚，我最反感。你们是不是把我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土豪的办法拿到文化大革命来了，这怎么行？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革命，那样搞是会脱离群众的。“降落伞”是武汉的特产，“燕飞”是王光美在桃园搞得那一套。
四、坚持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的公式
毛主席说：现在这个公式搞乱了，现在紧张严肃有余，团结活泼不足。
毛主席说，工人阶级分两派，我就想不通，要破私立公。你们跟他们（指造反派）讲一讲，过去一个苏区打内战无非是马列主义多一点，少一点的问题。告诉小将们，现在轮到他们犯错误。毛主席特别强调工人阶级必须联合起来。联合不起来，主席早就在武汉发觉了，在七月十八日就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联合不起来有三个原因：一个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干扰和破坏；第二是地富反坏右不甘心灭亡；第三是小资产阶级思潮的影响。
1967年9月21日
21日下午，毛泽东乘专机到达河南省会郑州。22日上午，毛主席在火车上接见了刘建勋、王新和纪登奎。以下是刘建勋传达毛主席接见时的指示。
当毛主席见到纪登奎时说：“你是纪登奎？老朋友了”。
刘建勋说：“他被关了四个月，挨了四个月的斗争。”
毛主席笑着问纪登奎：“你说一点好处没有吗？”纪登奎说：“大有好处。”
毛主席说：“我上次路过郑州时，看到一个大标语‘大局已定，二七必胜！’河南形势很好嘛！”
当汇报到河南各级干部情况时，毛主席说：“这是何运洪干得好事。何运洪那么厉害呀！”
当汇报到开封东郊的情况时，刘建勋说：“我们主张不打，加强政治攻势。”
主席说：“不讲俘虏政策不好，要给八.二四做工作。我赞成你们的意见”。
当汇报到少数人不大讲政策，随便打枪，有的地方打死人时，毛主席说：“群众起来议论，不赞成他们，群众起来都反对，就收场了。”主席又说：“抓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搞不久，现在已经不那么响了。他们不拥军，一拥军就没有对象了。”
1967年10月12日
毛泽东会见由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参加会见的有林彪、周恩来、陈博大、康生、李富春等人。毛泽东在谈话中说：我们要全面解决还得几个月，我们准备3年，到今年6月1日算1年；大体上过一段时间，乱的最厉害的地方也好办了。不疼不痒的地方不好办。毛泽东还说：这种群众运动打内战，这么一打，就分清了什么是左派，什么是右派。右派搞“农村包围城市”。他说：现在我们有计划地武装工人，武装革命左派，外国人讲中国天下大乱也是有道理的，不完全是造谣的；有些地方我们还嫌它乱得不够。为什么我们不怕乱呢？因为你不让他乱，这些矛盾就不能暴露出来。武汉问题是我去闹起来的，我就不相信武汉去不得。我7月14到武汉，一直到21日才离开。我说我桶了一个马蜂窝，他不咬人吗？他没有下决心咬我，也没有下决心咬总理。武汉问题很快就解决了。此外，还有公检法，打得厉害，我是高兴的。过去的公安、检察、法院有好人，但也有坏人。这次暴露出来了。武汉公检法不是分为两派吗？那一派垮下去了。
1967年10月20日
毛里塔尼亚总统达达赫访问中国。周恩来、李富春、谢富治等到机场欢迎。23日，毛泽东、林彪会见达达赫总统一行。25日，中国、毛里塔尼亚联合公报发表。
1967年10月21日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征询对“九大”问题意见的通知》。《通知》说：毛主席最近提出什么时候召开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如何准备这次大会问题，并且指示张春桥、姚文元二同志在上海做些调查，现在把姚文元同志关于他们初步调查结果给主席的一封信发给你们参考，请你们也做好调查，并将调查结果和你们的意见报告中央。
1967年11月13日
毛泽东、林彪接见北京部队和空军召开的两个会议的代表。
1967年11月27日
毛泽东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中央主席希尔。毛泽东在谈话时说：赫鲁晓夫垮台以后，刘少奇还说苏联修正主义党的性质未定。去年春季苏联要开二十三大的时候，刘少奇、彭真还主张我们派人参加。后来我、康生，还有其他同志反对，才没有去；和刘少奇的斗争历史可长了。我记得1943年，在延安七大还没有开的时候，我就批评过他的唯心主义。那时只有少数同志知道这件事。刘少奇口口声声讲马列主义，可是马列主义的书他又不看。
1967年12月2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正确对待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的通知》。《通知》说：毛主席最近对浙江如何正确对待红暴派问题做了批示，毛主席说：‘浙江的红暴，与湖北的百万雄师不同，是个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有许多群众，似宜以帮助、批评、联合为原则。’
1967年12月12日
《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永远做群众的小学生》。社论传达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军队办学习班要有战士参加。”
1967年12月17日
毛泽东在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12月13日《关于庆祝毛主席塑像落成、韶山通车向中央的请示报告》上，就“绝对权威”的提法作出批示：“林、周、中央及文革各同志：一、绝对权威的提法不妥。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绝对的东西都只存在于相对的东西之中。犹如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绝对真理只存在于各个相对真理之中一样。二、大树特树的说法也不妥。权威或威信只能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威信必然会垮下来。三、党中央很早就禁止祝寿，应通知全国重申此种禁令。四、湖南的集会另择日期。五、我们不要题字。六、会议名称，可同意湖南建议，用第一方案。以上各点请在一次会议上讨论通过为盼。
作者：
雨毅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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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5-15 1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