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中国保尔——吴运铎

吴凡吾

      早在抗日战争期间，我与吴运铎同志同在新四军二师工作，那时我在二师供给部任政治协理员，他在二师军工部任副部长。1947年间我们又先后从山东抗日根据地渡海到大连，同在大连联合兵工企业建新公司工作，他任建新公司工程部副部长兼引信厂厂长，我在公司任党委办公室主任。那时我们交往不少，我常到引信厂检查党务与干部工作，他都大力支持配合我工作。
      当时建新公司生产的炮弹，对支援淮海战役取得胜利起了很大作用。粟裕将军曾说过，华东战场特别是淮海战役的胜利，离不开山东民工的小推车和大连制造的大炮弹。吴运铎同志和建新公司炮弹厂厂长吴屏周为了试验炮弹的性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1947年9月在一次炮弹试爆过程中，吴屏周同志当场被炸牺牲，吴运铎同志左胳膊被炸断，右腿下部被弹片削去了一半，当场被炸得昏迷不醒，急忙送医院抢救，四天后才从休克中清醒过来。护士和吴运铎的警卫吴小朱，见到他伤势那么严重，急得直哭。吴运铎反面安慰他们说：“我从参加革命开始，跟死亡打交道早不是头一次了，要革命必须有牺牲，不是我自己，就是我的同志。就应该不怕死、不怕苦的强者。创业就要有人士吃苦，去流血和牺牲。把为人民创业当作生活的崇高目的的人，他们的生活价值是高尚的。因为，他们活着，是和人民在一起；死了，还活在人民心中。”
      第二年的秋季，吴运铎全身伤口已愈合，只是头部和双腿的肌肉里还留下许多弹片，为了能早日出院工作，他撑着双拐，经领导批准，又回到了工厂，投人紧张的工作。
      当时建新公司直属东北军区军工部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军工部部长何长工同志调中央重工业部工作，我与吴运铎和其他五位厂长一级干部均奉命调北京工作，事前吴运铎曾去苏联治眼疾。1953年他的自传体小说《把一切献给党》出版了，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不少青年读了此书以后，奠定了革命人生观，把吴运锋同志当作启蒙老师，当时我在政府机关做党务工作，曾请吴运铎同志向机关干部做过两次报告，效果很好。
      当吴运铎同志担任五机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期间，我常到甘家口他的住处聊天，当时我看到他狭小的屋内摆了不少机械工具之类东西，我问他这些玩意儿干啥用？他说，在工厂劳动惯了，科学研究自己不动手操作，总觉得不自在。可见，他把家也当作试验场所了。
      1982年底我和吴运铎同志先后都办理了离休手续，但他的夫人陆平告诉我，吴运铎同志比不离休更忙，一年四季都不在家呆着，而是全国各地到处跑，开会、作报告。有一次他应邀去哈尔滨作报告，一上飞机就感到浑身发冷，下飞机是别人把他架进小卧车直接送进医院的，他终于累倒了。1984年以后，他几乎没有进过家门，大部分时间是在医院里住着的。我曾经到医院里探望他几次，那时人虽消瘦，但思维清楚，还能写字。1985年我俩还合写了一篇《和青少年交朋友，是我们的心愿》，登在沈阳《老同志之友》上。我在医院里还碰见过他与年轻人谈心，他并向我介绍一位残疾女青年跟我结成忘年交。他还送我由工人出版社出版的他的第二本著作《人生絮语》。
     吴运铎同志会画画，还写得一手好字。他曾给一个老年人的刊物题词：“振兴中华，老年有责”，受到了许多读者的欢迎。
     吴运铎同志1917年生于湖北武汉，早年随父亲在萍乡煤矿做工，在抗日战争时期，接受了党的教育，参加了部队。他从抗敌报社借到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小说，对保尔·柯察金的革命英雄主义和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十分钦佩。他刻苦钻研军工技术。他和同志们一起制造各种武器。他一再冒着生命危险，突击紧急任务，三次负伤，以顽强的意志战胜死亡。他在病床上的时候，也紧张地学习，自学了日文，并不断坚持写作。他把一生献给了党，从不计较个人名利。他是全国劳动模范，他与工人们打成一片。在他领导下，工厂涌现出一批又一批模范人物。1991年他终因病情加重撒手西归。
     作为吴运铎同志生前的老战友，我从他身上学到许多宝贵品质。我觉得吴运铎同志也有不少发自肺腑的名言，比如：“要革命就应该是不怕死，不怕苦的强者”；又如“即使自身化为一撮土，只要它是铺在通往真理大道上，让伙伴们大踏步冲过去，也是最大的幸福”。可见吴运铎同志热爱真理，为了维护真理，让伙伴们大踏步冲过去，不惜把自身化为一撮土。这是一种大无畏的革命献身精神，这是一种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这正是我们每个共产党员应当具备的精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