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学第一人潘绥铭：在红灯区与小姐一起吃住
21世纪中国社会的性文明面临着机遇和挑战，精神禁欲主义被打破，但是未能建立新的性哲学观念，目前中国仍然缺乏男女两性的自我意识解放、同性恋平等观念和人权道德观念，中国也正面临着第二代独生子女、农村社会性观念转型等等挑战。潘绥铭建议，政府应该监管各种形式的性侵害。
“性化”20年前开始盛行
潘绥铭教授提出，“性化”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之后开始盛行，将成为21世纪中国性问题的挑战和机遇。主要表现为性现象的公开化、给更多的事物现象赋予性的含义、更加突出性别差异中性的方面、性的词汇增加、成为社会的时尚至少是很少受到反对等。
潘绥铭认为，性化在中国进行得非常顺利，从过去的“非性化”，到文革时期的压抑，再到性化的巅峰。当前中国由一个威权社会变成了一个自由社会，个人自由度甚至超过了许多发达国家。
他表示，在性现象的公开化中，最为突出的是在电视广告上，卫生巾广告再也不遮遮掩掩，而是公然在黄金时段播出。这在1994年还是不可想象的，它打破了女性生理的神秘感，促使男性了解女性。在过去时代中，丈夫对妻子的例假几乎一无所知，就很难去了解和关心妻子的感受。最新“性话语”是性化现象对于近年来一些最新的性话语如性感、性福、一夜情、网恋、泡妞等逐渐被人们所熟知，潘绥铭认为，这些新话语并不是新出现的，而是随着性化过程演变而出的新命名，是性化的一种现象。它们所对应的旧词分别是风骚、幸福、露水夫妻、鸿雁传情、死磨硬缠等，都是针对青年和爱情。这些词语并不是实践者们自己创造的，而是传媒加以定义与扩散，迫使人们去接受它，而丧失了自己的思考，政府已经无法控制新话语的传播。
一夜情并非买卖淫
对于一夜情，潘绥铭认为其主要特征是“邂逅相逢”、“就性论性”和“互不纠缠”，而并非很多人认为的“来者不拒”、“毫无情感”和“概不负责”的买卖淫。
首先，“一夜情”在自己与对方的关系中，真正实现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次，“一夜情”在自己与其他相关者的关系中，实行“我活，也让别人活”。因此才互不纠缠，也就是在行使自己的权利的同时，并不去侵犯自己和对方的配偶、恋人、父母亲属等人的权利。
第三，“一夜情”遵循爱情的定律，既做到了在过程中与特定时段中的“专一”，又不搞“从一而终”。在中国，越来越多的人会在一生中多次结婚，次次专一而且多次离婚，次次合法。在离过婚的人已经占到城市总人口的4.5%的今天，也应该为这种“连续专一多偶”现象多少作一些道德准备。
第四，“一夜情”把性放回到它原来的位置上去，既不那么可怕又不那么宝贵。顺其自然而已。反过来看，那种鼓吹“一失足成千古恨”的传统道德并不完善。
潘绥铭认为，就像“一夜情”不是一坏全坏一样，“一夜情”也不可能是一好百好，一夜情肯定会带来害处。
潘绥铭谈 防治艾滋
据了解，自从1985年中国发现首例艾滋病（图片-新闻-网页）病例后，截至今年4月，全国有84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患者8万人，估计已死去的艾滋病患者已达到16万人。目前中国艾滋病的流行趋势处于世界第14位，在亚洲排名第二位。而且，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每年以40%的速度在递增，中国已经处于艾滋病暴发流行的前沿。
要做好艾滋病的防治工作，潘绥铭认为，可以从三类人群着手。
教育高危人群
被医学界和一般人所认为的高危传染源———性产业工作者。“我们一方面要做深入了解和宣传，另一方面要给她们提供一个相对平等的环境。在我国禁娼扫黄真正要完全见成效恐怕需要2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但艾滋病毒却是不等人的。在进行防治艾滋病宣传教育的同时给“小姐”们谈谈她们关心的话题，比如生殖健康教育以及她们今后是否还能生育等问题。
拆除桥梁人群
据潘绥铭介绍，一系列调查研究和数据分析发现，事业小有成绩的男厂长、经理、老板被锁定为最危险的桥梁人群，他们的嫖娼率在所有职业中最高。他们的嫖娼可能性，是城市男性工人的10倍；是各种农村男劳动者的22倍！
潘绥铭认为，仅仅把宣传人群锁定在“小姐”或处于青春期发育的青少年身上效果不大。要想有效阻断传播途径，就该教育那些手握决定权的男人而不是“小姐”。
不信任是好事
潘绥铭强调未来艾滋病从低流行率爆发为高流行率时，有一种可能就是普通人也成为感染传播者。“不信任你不意味着不爱你，爱你并不意味着一定要信任你”这样的观念一定要反复宣传。这可以称得上第二次性革命。在和伴侣发生关系时，必须假设他是和别人有过性关系的，所以一定要提倡使用安全套。
性学专家曾多次入住红灯区
有人说，“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有位教授家里有世界各地各式各样的毛片儿。”这是笔者第一次听到关于潘绥铭的描述。“为什么不能有？就像我家什么书都有，为什么不能有毛片儿？”潘绥铭扬眉反问，一副不可理解的神情。
妈咪主动要嫁
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潘绥铭教授似乎一直是这样处于传奇与流言的风口浪尖。
1985年，他在中国人民大学首开“外国性观念发展史”课，被首届学生斥为“脸皮厚”；从1997年起，他多次只身闯入红灯区，与小姐们吃住一起，进行入住考察，出版研究中国地下性产业的专著《存在与荒谬》，中国青年报和南方都市报以“教授卧底曝光性产业”为题加以报道；在他2000年的新书结尾记录了这样一件事：一位接受他访问的妈咪(性产业从业者)在送别时说：“你娶我吧！”；当笔者去性社会学研究所资料室查书时，连那位和善健谈的女管理员都正色对笔者说：“希望你不要做对潘老师不利的事！”
出身高干家庭
乍见潘绥铭，觉得他不太像是位学者，倒像是个常常跑码头的商人。肤色微黑，脸上常带油光。两道不太浓的眉毛颇有喜剧色彩地向外分着，不大的眼睛里透着对世事的通达，嘴角一抹略带讥诮的笑意时隐时现，似乎对什么都满不在乎，却又在严肃时令人不敢逼视。
出身于高干家庭的潘绥铭身上出人意料地有着很强的平民色彩，把他往人堆里一放，绝不会比任何一个走在大街上的中年男性显眼。这也许与他的经历有关。他九岁时父亲就被发配，到三十岁时父亲才平反离休。“所以我并非高干子弟，那个圈子也绝不认我。”他当过红卫兵、狗崽子、农场工人、大集体镀锌工、工农兵中专生和机关小职员，“所以哪个阶层也不像”。不知是不是由于这些经历，他对于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在他的研究中也时时流露出来。
平等对待小姐
在采访中，他反反复复强调的只是一点：小姐也是人，对她们进行的研究，也必须是在平等和尊重的基础上进行。他借用一位朋友的话说：“怎样才能真正平等地对待小姐呢？只有4个字，就是‘自甘堕落’，就是让自己的一切大大小小里里外外的‘光环’彻底休克。”他说起研究中最大的苦恼便是：“明明看到她们需要帮助，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帮她们！”而他接下来的话更为惊世骇俗：“所以我只能帮她们招客，这是一个什么也不侵犯的事儿，反正不招他们也会来，但是我往那儿一坐，生意就会好得很。作为一名学者，研究的是性问题，多次入住红灯区，总会面对各种各样的猜疑、误解甚至压力和风险。潘绥铭对此十分坦然：“中国人老自己吓唬自己，有什么困难啊？你就租一间房住在那儿不就完了吗？有人说你怎么可能跟小姐打成一片，都不相信我。那你跟你的女同事是怎么接触的？”
自己并非异类
潘绥铭这样形容自己作为学者的社会责任：“严格来说，学者不管对策。搞对策搞得太多了容易丧失视角的独立性，学者的价值在于看到政府看不到的东西。学者的任务是教育政府，当然不是帮政府解决问题。”他对于自己学者身份的认识，冷静得近乎刻薄：“在中国，同样那本书，那件事，不是我写的，出不来；如果没有费孝通的题字也出不来。因为你的位置在这儿，你说的话，人家觉得是学术，比你高明的人的话人家却说是胡说。在这个问题上(指红灯区问题)，教授都不是专家，专家是妈咪。”
采访快结束了，笔者终于问了一个久已想问的问题：“您给人的感觉不太像传统意义上的学者，而您的学术作品，在行文上也非常有个人特色，您怎样看待自己的这种‘另类’？”“那怨你，不怨我。你以为教授是什么样的？在人大里看看，不符合的人相当多，根本不像人想象的那样。就跟音乐界一样，窦唯什么的，他们自个儿一点不觉得自己异类。”潘绥铭摇着头，嘴角那抹讥嘲的笑容再度浮现。
潘绥铭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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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60.177.241.*
2008-11-7 14: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