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点线面全方位透视中国红灯区和性产业现状
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

　　。。。。。。灸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

　　杜甫同志的这首《丽人行》，中间的句子都忘掉了，只剩下一头一尾还装在脑子里。所以，当《财经文摘》记者章剑锋提出要到西安去采访那里的性产业，我立刻想起了这两句诗，头脑中还浮现出丽人成群的画面。

　　一个千年故都西安，一个当下首都北京，这两个地方，应当是有代表性的城市。我们的两组记者分别在这两个城市对性产业作采访，而且按照时髦话说是贴身采访，取得了许多一手资料。但是，我看了稿子，觉得写的很精彩，但还是说的事例的东西多，没有在产业这个角度做足，而作为一本财经类媒体，应当更多从经济的视角来观察。当然，我们现在官方还没有把这个产业称之为产业。

　　之所以说没有被称为产业，而不说不能被称为产业，是因为这个产业已经实实在在存在了，它的营业额之大，从业人员之多，服务对象之众，让我们不能不认为这是一个产业。

　　这就是目前中国的性产业，或者叫做色情产业。

　　“性产业”是西方上世纪60年代以后出现的一个概念。一般认为，性作为一个产业包括三个方面内容：一是卖淫业，就是“直接性服务”，包括女对男的卖淫，也包括男对女或男女同性之间的卖淫；二是色情服务业，包括色情按摩服务和性表演、脱衣舞、无上装酒吧之类的“间接性服务”；三是性用品和色情品（包括黄碟）制造、加工、运输、分销的产销行业。

　　中国的性产业，已经具备了上述特征。

　　既然是产业，就应当归入经济的领域，是《财经文摘》关注的领域。

　　为了深入了解这个产业的情况，记者对西安和北京这两个城市作了调查。

　　选择这两个城市不是巧合，一个是千年前的首都，大唐盛世留给我们深刻的记忆；一个是现在的首都，大国崛起的讨论在这里正蓬勃展开。无论如何，这是两个领风气之先的地方。

　　所谓窥一斑而知全豹，我们这一斑，窥得恰是地方。

　　想要把性产业在中国的问题调查清楚，研究透彻，是不可能的，我们和许多人一样，看到了性产业在中国发展的态势和政府管理的尴尬，好在手中还有笔，希望能够以一支笔挑起这个产业帷幕的一个角，看到其中形形色色的表演，帮助有关方面找到解决的良策。

　　尽管性产业的存在在中国已经尽人皆知，但是现在还没有任何官方语言把这个已经成为产业的产业称之为产业。道理也并不复杂，在一个五十多年来一直被称作自己也认为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度里，性产业，尤其是卖淫嫖娼，是绝对被禁止的。

　　想想历史吧，中国共产党经过几十年浴血奋战取得政权后，进入北京首先采取的一个重大举措之一，就是取缔妓院，改造妓女为新的劳动者。要知道，这时，中国的西南还在响着隆隆的炮声，政权还不稳固，还有许多经济的政治的外交的和军事的大事在火烧眉毛地进行着。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以卖淫嫖娼为代表的性产业是一个毒瘤，当时被称作旧社会的也就是是资本主义的毒瘤，其实，那时的中国，还远说不上是资本主义。但是无论如何，在一个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下，是不能够容忍这种毒瘤生长的。这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且是一个带有标志性的政治问题，而不是一个社会问题。

　　经过二十多年的徘徊后，中国走入了一个新时代。在经济大发展的同时，许多观念也在改变。当然，这种改变是分为层次的。政府和企业，官员和百姓，官员和学者，理论和实践，都会有或显著或些微的差别。性产业就是其中的突出者。

　　对于这个产业，在观念和实际上，都存在着显著的矛盾。

　　一方面，中国还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法律和现行规定看，性产业是不合法存在的，卖淫嫖娼是触犯法律的；另一方面，性产业又在蓬蓬勃勃地发展，因为有市场需求，有从业人员。

　　在现代中国，从事这个行业的人数之多，营业额之大，已经远不是“旧社会”可以比肩的了。但是，离开性产业发展实际来讨论国家性质的理论，这依然是带有标志性的政治问题。在一个长期以政治为安身立命之本的国度，政治是马虎不得的，不能有轻易的妥协。所以，性产业依然是不合法存在的。

　　这是一种尴尬，一方面是客观存在，止不住，另一方面是不能允许，甚至不能承认，要打击，只能使这个已经相当庞大的产业挤压到了地下去飞速发展。

　　但是，不管怎么不承认，这个产业数字已经相当惊人，这是无法否认的。因为地下状态，也不会有准确的统计数据，现在各种研究者用的都是估计的数字，或是很古老的数字，比如说，1984年全国查处卖淫嫖娼人员1.2万人次，到1989年突破10万，1991年突破20万人次，1992年增加到25万人次。从1984年到1998年全国累计查处大约237万人次。而社会学家估计，卖淫嫖娼人员的“查处率”才到10%。那么，这个数字超过了两千万人。而据有关专家估算，2005年中国的性产业产值达到5000亿人民币，最近两年又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这些数字，可能已经不能全面反映今天的性产业，但是，把它看成一个产业，大概是不得不承认的了，尽管由于种种原因，这种承认还不能登上大雅之堂。可是应当看到，在中国已经有了一些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承认。

　　1997年，福建省莆田市地方税务局首开向三陪女征税的记录。 1997年8月，太原市地税局出台了《对歌厅服务人员征收个人所得税暂办法》。1997年10月，沈阳市发布了对服务业人员收个人所得税的通知。

　　1999年在庆祝建国五十周年之际，多个省市趁机整顿这个市场，要求“三陪”人员都要有“上岗证”，开始变相“管理”这个行业。如果说那时的举措还引起人们的一些争论，那么，现在，当包括北京在内的各个大中小城市的娱乐和洗浴场所都要求配备避孕套时，几乎没有人提出疑义和异议。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社会的进步。

　　当然，就是在采取这些措施的同时，管理部门也会找出种种理由，说明性产业仍然是不合法了，这些办法是为了防止疾病的流传，等等。 我们常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性产业的问题上，其实可以看看其他国家。我们的邻居日本、韩国，有过无序的色情业泛滥的时代，今天，色情产业在日韩两国都没有绝迹，或者说还得到了发展，但是有序许多了，政府在管理和统计这个产业。以韩国为例，２００２年，韩国性产业的收入总计高达２６万亿韩元（约合２２０亿美元），首次超过韩国的农业和渔业２４万亿韩元的收入。据悉，韩国的性行业约占２００２年韩国国民生产总产值的５％左右，在GDP中的份量已远远超越了水、电、煤气业 2.9%，与农林、渔业 4.4%旗鼓相当。解决了２６万韩国女性的就业问题。

　　中国的社会制度不同于日本和韩国，文化传统和伦理道德也有差别，但是，是不是应当从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中汲取些有用的东西呢？

　　当然，用简单一句话来说中国的性产业是合法还是非法是不容易的，也是不现实的，我们需要的，只是正视这个问题，只有正视了，才能找到解决的路径。如果把头埋下，什么都不看，什么都不承认，就不可能有解决的办法；而反过来，不管中国的国情和历史传承，毫无顾及地放开性产业，也会引起新的社会矛盾。

　　怎么办，好在我们有一条老一代领袖留下的锦囊妙计：摸着石头过河。只要想过河，只要有石头，河是一定可以过去的。

    3月，记者历时近一个月深入到北京四个相对显著的红灯区调查采访，其间感受丰富，而我们遴选这样几个特定区域进行细致探访的目的，其实无非基于如下两个考虑：首先，只有深入到小姐中间才能更为直观、更为深刻地知道她们的想法与生存环境。其次，作为首善之区的北京，其小姐队伍的现状理应具备更为强烈的时代色彩和代表特征。 黑社会控制下的小姐团体 角门路这个红灯区的采访其实颇费周折。

    据知情人士透露，北京市丰台区南三环的洋桥一带曾经是小姐的集中地之一，记者首先便去了洋桥。在洋桥车站，记者却并未发现上述朋友提及的“店面一家挨一家，足有几十家”的景况，摩的尽管有，也并未形成“长长的队伍”。从洋桥路口往里走，的确可见大大小小的门面，但基本都已锁门或者改做他用。据一位河南籍摩的司机讲，正对记者的一家修理自行车的店铺，其实在几个月之前还是一个情色发廊，小姐“十来个”，而且整条大街都是小姐出租屋。在“残疾人修车铺”大木牌背后，记者清晰可见各种自行车零件，门口更是停放着几辆破旧的自行车和一个正在修理中的三轮车，地上黑乎乎油乎乎一片。往前走，发现一大片一大片的城中村建筑已被推平，一家暂时还未被推倒但早已关停的店面很突兀地立着，而其旁边却都是砖头瓦块，标牌上“泰国按摩足疗一条龙38元”的字样还算显眼。“都搬走了，一拆迁就都搬了，整条街的小姐都分流了”，一位街边卖水果的小贩一边削着菠萝一边操着听不清归属地的方言告诉记者，“没有公安局的事，他们也不管，就是因为城中村改造拆迁，没办法，就走掉了。” 洋桥的城中村面积不小，记者绕着未被彻底拆除的村子走了几个来回，这里密布大量的小铁皮房子或石膏板房子，“有房出租”的告示依旧低低地挂在由大小房子交错构成的胡同口上。房子四周都是破旧的水泥板，坑洼不平的小路上污水横流，一间敞开的小院子里易拉罐、废纸板聚拢成堆，一个抱小孩的妇女好奇地看着记者经过。“要往前走好远，去角门路，很多这里的小姐已经搬迁到了那边”，地摊卖菜的小伙子看起来不过二十五六岁。于是，去角门路。摩的司机自称四川人，姓王，今年52岁。车子颠簸了足足20分钟，老王说，到了。当我走进角门路（马家堡西路）对面的又一片面积更大的、低矮的城中村时，不禁有些震惊，其时不过下午五点，天根本没有黑。记者在该城中村首先走了一遭，发现这里至少有20家店面，且每家店面里至少有两名小姐。

    记者进得其中一个临街的出租屋，里面的小姐正频频地向记者点头示意。房间里逼仄狭窄，屋里陈设粗陋，四面单薄的墙体，墙壁的白灰脱落后露出黑黑红红的砖头，理发的工具一概没有，除了一张可以称之为桌子的东西和两把椅子外，就只有一张长长的木沙发，同样破旧不堪。小姐自称江西人，“我1987年的，今年刚好20岁，不相信可以拿给你身份证来看”，女孩子显示出与其年龄不符的大胆与成熟，嗲嗲地，“哥哥，您这发型我可理不了，我们做个交易呗，保准让您舒服”。记者刚刚进入这个小屋子不出一分钟，她便开始大胆地推销自己，并主动向记者伸手要烟抽。当拿过记者递给她的一根烟后，她更是动作娴熟地点着并边吸边说起来，“我们这边几十家小店，都是一个老板管理。老板现在不在北京，在这里看场子的只是他雇佣的几个马仔。还有，我们不能出去做，这是我们老板的规定，当然也是为了我们好。我们老板势力很大，所以我们也愿意听他的。”记者面前这位显然年龄太小的女孩子却表现出令人惊叹的职业化特色。“按摩、推油、打飞机、做喽。随便你喽，100块没商量的。”说着就要往记者身上靠，记者以“再看看”为由转身出来，其间逗留不过5分钟。据这位年轻的小姐讲，如果嫖客进入小姐房间超过10分钟，旁边观察的马仔便认定生意已经做成。于是记者没有迟疑，出来，小姐无奈地看着我离开。记者再次前前后后在城中村走了两遍，但仍旧不确定究竟哪个或哪几个就是所谓的马仔，唯一确定的是，这里的老板确实有些后台，小姐隔着玻璃窗沿街卖笑且有恃无恐，这与记者采访到的其他场所的战战兢兢是有区别的。进第二家店面主要是看到这两个看起来既没有文化又没有姿色的小姐在使劲地敲窗户，并远远地喊 “帅哥，过来玩啊”，记者略做迟疑，走进几步，倒要看看这是怎样的两个大胆女人。屋子同样布置，两个人更为直接，“我们两个可以一起陪你做，200块，一个人100，”一个操东北口音、长相粗鄙的女人进一步解释说，“找小姐又不是搞老婆，漂亮有什么用？”见记者萌生退意，另一个年龄稍长的女人更是几乎贴了过来，并很大胆地将手往记者下边摸，记者本能地退开并拉门出来。“**有病”，东北口音的女人一边摔门一边骂街说。

    记者分别几次进入该红灯区小姐出租房，大致的感受如下：第一，这里的小姐组织严密，管理严苛，平常很少上街，更很少出去玩，“不做就没钱”。另据一位小姐说，“我们老板在北京的黑道里很有名头”。第二，小姐基本没有多少文化，长相也并非具备竞争力，且大部分是江西和四川籍农村女子，平均年龄不到25岁。第三，尽管组织严密，但她们可以拿到一半的收入，也即小姐可以拿到100元中的50元。第四，各个小姐都接受过专门的培训，专业化意识很强且拉客的胆子很大。第五，小姐的生存环境恶劣，而且绝不“外卖”，更不提供“包夜”。 游离状态的暗娼与站街女 三里屯酒吧街甚至将其扩散到亮马桥、长虹桥一带的狭长区域，是北京更为显著的红灯区。3月7日下午三点半，太阳好大。在这样清爽的空气里穿梭，尽管迎面是微寒的春风，却也一样挡不住暖洋洋的舒畅，这在刚刚下完大雪（雨）之后的北京来讲，实在算得上一个阳光和煦的好天气。三里屯雅秀服装市场内外，随处可见一群群肤色各异的外国朋友，服务员在七八平米面积的空间里熟练地说着中国式英语，“want a shirt, sir?”。出门口，便见一个手持或黑或白袜子的妇女迅速跑向几个年轻的外国小伙子，“one, two, three, four……”，大抵是数过这些数字之后，再说一个钱数就可以成交了。老外们似乎并未有停住的意思，妇女锲而不舍、步步进逼。晚上七点，使馆区的灯光渐次亮了起来，路上行人匆匆，大都往三里屯方向汇集。几个烟贩开始扯灯拉线，准备趁着夜色做点生意。八点钟，记者仍旧未曾与“皮条客”正面接触，记者得到的消息是，两会召开在即，很多人大代表入住附近的“21世纪酒店（？）”，于是小姐有所收敛。按照之前的采访计划，记者准备前往附近的关东店后街，据称，那里存在数目不少的站街小姐。操着浓重北京腔的出租车司机老刘看起来五十五六岁的样子。他说，现在的确打击比较厉害，原来亮马桥一带是小姐尤其是站街女的重点区域，尤其在晚上九点以后，人数更多更主动。“现在两会期间，冷清多了。再有，也有小姐过年还没回来的。”老刘说。据老刘讲述，三里屯的小姐一般在7点以后尤其是晚上八九点的样子最多，主要是鸡头带领，皮条客拉人，小姐完成最后交易，交易所得按比例分成，一般三百的话，小姐拿一百，鸡头拿一百，皮条客拿一百。“这些鸡头手里起码都有四五个小姐，他包这些小姐的吃住、安全、疾病治疗，都是一水儿的东北人控制。北京人不行，北京人就是吃好、喝好、玩好，做这个不敢。”记者表示疑问，老刘接着说，“这些东北人做这个买卖不是一天两天了，在北京有不少关系，即使出了事情，他也基本能兜得住。”另据记者了解的到情况，三里屯酒吧街的小姐基本是这样完成交易的：一般来讲，在三里屯酒吧街，皮条客会主动上前搭讪，介绍小姐情况，如果嫖客有“嫖”的愿望，他可以迅速拨通一个号码。大约五到十分钟后，便有一个小车开过来，四个门依次打开，至少四五个小姐，随便挑选，如果不合适可以再换一拨，但如果鸡头发现嫖客有意为难的话，情况很可能不妙，这样的斗殴并不鲜见。知情人士透露，鸡头的车子上都有铁棍、斧头、刀子，以备不测，“他们下手也狠。”老刘的出租车开得很快，不过10分钟就到了。老刘带我到的，正是关东店后街菜市场。尽管天色已经很不算早了，但这里的灯光却显然并不明亮。卖菜的小贩不时地提高嗓音喊上几句，地上的摊位稀稀拉拉，但买菜的周围居民却并不在少数，土豆、白菜、黄瓜、西红柿，比超市的价格大约要便宜不少。路面崎岖不平，加之没有灯光映衬或灯光不够明亮，总感觉走起路来深一脚浅一脚，污水顺着脚下的泥土路汨汨流淌，在昏暗的灯光下发出闪动的光芒。“这几个就是”，老刘无所顾忌地指着胡同口且靠近菜市场的几个女人，一个着粉衣，两个着红衣。“你看一下，不满意再说”，并继续往前走。记者有意看了一下周围的环境。这个菜市场背靠一个大马路，但大马路边上有几栋年代稍久的楼房，而其后就是大片低矮的如同大多数城中村建筑的房子，看起来历史应该不算太短，石头砖墙的土泥灰很厚，墙角显露出被水浸泡后粉状班驳的样子。除了蔬菜之外，这里还有一个理发店，一个菜馆和面馆。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民工构成了入住这里的大多数。昏暗的光线下，尤其在理发店门口，灯光照射在络绎来往、头发乱蓬蓬、衣着不显整洁的中年男子身上。这里的几条胡同既深且窄，胡同里的地面更为不平，更为黑暗。这里的门口一个挨一个，民工很多。“这边还有两个”，老刘不停地提醒着记者身边哪个是站街小姐，可以上去交流， “你随便挑一个就行，反正是聊天吧。”记者给他钱，让他先走，老刘说可以等我，因为“这一片打车都不好打”，我说不用，他才离开。记者装作不知情的样子走过两个女人站脚的地方。两个女人满脸堆笑地过来搭讪，“小哥哥，玩一下吗？”记者表示不解，“怎么个玩法？”“随便你怎么搞喽，你能怎么搞就怎么搞喽！”“多少钱？”“100块。”“去哪里？”“离这里很近，就在胡同里，我宿舍。”记者靠近这位自我推销的女人，这位看起来还算周正的女人应该不少于四十岁，皱纹清晰。记者说，“好，你带我去。”进胡同，真正深一脚浅一脚，不小心碰到路面隆起的小石头，我险些跌倒过去，而这位粉衣服的阿姨级小姐却健步如飞，看起来果真轻车熟路。没走一百米，粉衣服推开一个平房的门口，说，到了。并补充说，“你别担心，这个小院里住的都是我的江西老乡，他们也做这个，互相不打听不干扰的。”这是一个乱糟糟的平房小院，空间小得几乎回不过身来，门口的过道里堆满了蜂窝煤和几个不知道装什么的纸箱子，横七竖八的木头斜挂在两边墙上。“进来吧”，她推开第二道门，进来后却发现里面的房间再次在中间打了隔断，于是进第三道门。粉衣服闪身进来后迅速把门别住，并开始准备脱衣服。记者一惊，表示并不与她做，但钱照样给她，只是和她聊聊天，为写作小说而体验生活。“那有什么好说的呀”，粉衣服显然没有过这样的经历。这是一个破旧的出租屋，但却一定是一个还算温馨的民工住处。简陋的梳妆台上放着一些简单的化妆品，床头摆着的是一个“TCL”标志的电视机，床头的被子被整理得还算干净整洁，屋子中间被一条绳子横穿过来，绳子上挂着或男或女的衣服，显然，这里并非她一个人居住，更像是两口子的住所。做饭的工具也摆放得整齐，屋里也并无发霉的味道，反倒有了一些生活的气息，记者惊讶得厉害。据记者了解，该小姐为江西吉水人，农村户口，自称38岁，从事小姐行业“有几年了”，“老公在家里种地，孩子在老家上学”，因为没钱就出来做了。粉衣服表示，春节前她在十里河一带做，生意也并不好，一天也就两三个，最好的时候也不过三个，基本都是民工。“每次都要戴套子的，不戴可不敢。”当记者问及是否定期体检，她说，“那没有，我们没病的，有病就不做了嘛”。记者与其交流时，门外有人用江西方言嚷嚷（与粉衣服口音一致，于是记者认定是江西方言）。听粉衣服转述，外边已经有人反对她与记者谈这些。“你就不用问了嘛，你又不是不知道这个事情，就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复杂的……”问外继续响起嚷嚷声并开始砸门，记者不好纠缠，表示可以走了。“没有什么好说的，有什么好说的呢？”她似乎在喃喃自语。门外居然已经有四五个小伙子站着，互相在说着同样口音的话。看表，晚上十点半，步行五分钟，非常庆幸打到一个出租车，于是直奔三里屯。出租车刚刚在酒吧街边上停下，立刻就上来四五个小伙子，其中一个操东北口音、体形显瘦的男子称，“哥们，玩玩吗？“玩什么？”“谁不知道三里屯是红灯区啊，你一个人指定寂寞，我给你找个小妹妹好不好？”“要多少钱？”“400，包夜800”，说罢该男子向远处招手，紧接着迅速跑过来一个着白色羽绒服、同样操东北口音的女子，应该不超过25岁。“400块，这个还不行么？”男子进一步拉皮条，女子毫无羞涩也并不显张狂地看着我，嘴里嚼着口香糖类的东西。记者表示先看看，并没有提前想好这个事情。记者沿着酒吧街往前走，男子一路紧跟不放。街道边上的酒吧里，人已经基本坐满了，音乐声、哄笑声不止。从街面的窗户望进去，几乎每家酒吧都在歌舞表演，小姐的大胆时尚不由得让人浮想联翩。鸡头三三两两地分布在整条街上，并不停地招徕着生意。 各有阵线的小姐“小团体” 从公主坟地铁站坐车一路向西，过八宝山烈士公墓，过八角游乐园，公交车337路上挤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民工，大包袱小包袱堆了一地，连立足的地方都很难找到。

    下午五点，记者赶到知情人提供的另一红灯区——石景山首钢厂厂区附近。因地点不甚明确，所以只能先行探路。首钢集团东门，门面非常宏伟，两侧各有武警把持，高高的门廊之上雕梁画栋的感觉让我想起了天安门附近的建筑群。工人进出有序，周围空旷且并不算嘈杂，远远近近锅炉房的烟囱里正不时地有巨大的白色烟柱腾起，一座座高大的钢铁架子绵延到很远的地方，厂房对面的大马路宽且平，总体感觉，这里是一个稍微远离城市但又与城市保持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所在。建筑并非连成排，也非高楼大厦林立，天空中尽管如北京市区一样灰蒙蒙，但似乎这里要比在市区更让人有出去踏青的冲动。首钢好大的院落，夕阳西下，白烟腾起，一股大工业的味道扑面而来。经过一番周折，记者进入老古城村，距离首钢不过千米。村庄很大，街道横纵穿梭，记者几次尝试以一种方式将其走遍却始终不可得。胡同套胡同，低矮的平房一间挨一间，人流如织。据了解，这里居住的人群基本为首钢职工，包括临时工（民工）、合同工、长期工。下午六点，记者在该村一横一纵的主干大街两侧连续走了两个来回，粗略估计，这里以按摩房、洗浴中心、足疗房为标识或者任何标识都没有的小姐出租屋至少在30家以上（尽管有标识但已经关停的并没有计算在内），且每家场所容纳的小姐平均在7-8个。 据了解，老古城村非但明确场所的小姐店面一家挨一家，村里胡同深处站街的小姐也不在少数。

    记者首先进入村子里探访。经过数次打听，记者得知，这里确有不少站街的小姐，“要价50块，30块拿下”。但正如村中某性用品商店的老板讲，“因为你不是这个村的人，村子又太大，我告诉你去找，你也未必能找到”。记者在村子里绕来绕去，前后停留近三个小时仍旧没有看到站街女的身影。就在记者即将正面接触马路两边的小姐时，发现远处一个北京口音的男子正在与自己打招呼，“兄弟，怎么，找个小妹？”并一边说一边将刚刚修理完毕的夏利车后盖盖好。走近，此人身高不过170cm，眼小精干，看起来很健谈的样子。“我领你去，这边我都认识”，他说。记者婉言谢绝了他的诚恳。此时已经是晚上9点半。记者再次在红灯区走过一圈，其间，记者每经过一间店面总会有几个小姐向外张望，并总有一个人在招手并说着些什么。准备进入一个名曰“双旭旭”的按摩房。这是一个左右都有旁门中间却没有认识标志的奇怪入口，记者实在无法知道该从哪个小门进入。出于谨慎，我抬头向右手边的窗户看了一眼，隐约可见几个嫖客模样的男子正在与几个小姐周旋，于是从左门进入。敲门进入。空调开得很大，空气里弥散的是一种说不清的味道，7个女人分成两排，或躺或坐，漫不经心地打量着记者，记者刚要开口，对面沙发上坐着的光头（此人必是鸡头）说话了，“说吧，看上哪个了？”开门见山。记者从左到右，再从右到左将7个小姐扫视了一圈，这些女人也同样以一种记者不能猜透的目光瞄着我。记者问是否还有其他小姐。鸡头分明领会了我的意思，“这都7个了还不成？找什么样的？”据该鸡头称，所有小姐一律150，出去包夜500，而这也是整个该红灯区的“行价”。 记者继续接连进入四五家店面，这些店面面积相差不多，布置也大同小异，小姐看起来尽管没有多少竞争力却一个个非常放得开，从她们的眼神里，我并没有看到半点伤感与被迫的成分，而趾高气昂的成分却更多了一些。据一位店面的经理（或称妈咪、老鸨）讲，相对其他店面，她店里小姐年龄最小，尽管都是从农村来且刚刚初中毕业，但“该有的技巧，她们都会，如果有哪一样她做不到位，回来我不要您一分钱”。但记者从她手底下的几个小姐眼里看到的分明是单纯、幼稚以及对未来的迷茫。后据某北京黑车司机讲述，该红灯区里的各个店面基本各自为阵，互相之间并无关联，更无集中领导，小姐分别属于各个堂子老板，“跟谁混，谁就负责到底”。堂子老板互相之间也不多打听，反倒是在附近“趴活儿”的司机知道的更多。“来这边嫖的，大多数是附近首钢职工，当然也有从市区过来的。周末的时候生意会多一些。”该司机称。 陪酒女与三陪女的感情生活 阜成门坐地铁到前门，出C口，绕过一个巨大的环行通路，进入快速公交站台，终点站“大兴区德茂桥”。快速公交且停且走，中途不断有人上下。车子逐渐驶离最为繁华的北京市中心，周围的建筑也渐次低了下来，而树木和农田却开始多了起来。在马路两侧路灯的掩映下，一种未经开发的、大自然的苍茫感越来越明晰。梦夕湖休闲中心真可谓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四下都是荒地、杂草以及尚未萌芽的各种树木，该休闲中心是大兴乃至北京周边相对知名的小姐集散地。记者与一位同行的朋友先后两次进入，并最终得到一次与某陪酒女深入交流的机会。该陪酒女自称“绝对不出台”，而记者从该休闲中心某大堂服务生那里得知，这里“一百多号小姐没有一个不出台、不提供性服务的”。于是，如果依照该服务生的观点，那么该小姐的自我介绍便很值得推敲。该小姐自称姓韩，辽宁沈阳人，生于1982年，体形胖硕，姿色也并不好恭维。据该韩姓小姐自述，因为要攒钱结婚，所以就出来“做这个了”，“到年底就不做了，回家结婚去”。记者了解到的情况是，该小姐的男朋友就是她的一个老乡，两个村子距离不远，是朋友帮忙介绍认识的，现在也在休闲中心做，只是他在天津，而她到了北京，而所谓的陪酒女，绝非陪酒陪唱而已，更多的却是打擦边球的性行为。与其他小姐黄黄卷卷的头发、妖冶轻佻的装扮略有不同，这位胖硕的小姐却梳着一个粗大的辫子且油黑发亮，着装更像一位公交售票员。另据她讲，很多老乡都在做小姐，有的坐台有的出台，“这个休闲中心就是一个老乡介绍我过来的”。记者问，做这样的职业，是否有对未来老公背叛的内疚，或者你男朋友是否知道你的具体情况。韩小姐称，“当然知道，而且非常理解我，家里也支持我们，两个人都在努力挣钱，年底结婚后我们就不出来做了”。据信，陪酒小姐的一次小费为100块，而小姐本人能拿到其中的90块，而据韩小姐所述，她一天“大约能出两到三个这样的台”。    

    临晨12点40分，记者进入一家按摩美容中心。一位年龄在30岁上下，装束整洁且看起来并非小姐的女人出来，热情地和记者打招呼（后得知，该小姐之前曾做过长达数年的性工作者，只是后来退出并改行做了领班）。一名中年男子臃懒地斜躺在大厅的长条沙发上，而对面的几个小沙发上，4个衣着暴露的小姐正对着宽大的镜子说笑，暖气很热。为了能与三陪女深入交流，记者提出要带小姐出去。“我这里的房子很舒服的，隔音也很好，在这里不是一样吗？”领班仿佛不解，并幽幽地说，“我们不熟悉你，怕出问题，而且我们这里比外边的宾馆还要安全的。”上二楼。三个小间，“这里是做按摩的地方”。三个大间，“这就是包房了”。她开了灯，房间冷飕飕，屋子里除了一张低矮的木床、两个黑红的柜子以及柜子上一个灰白且个头很小的电暖气之外，什么都没有。当记者表示不满意，并提出“如果到周围最近的宾馆也不可的话，那就算了”后，领班立刻与那个依旧在长沙发上斜躺的男子开始用湖南方言交流起来。“可以，那边还是很近的，带上手机”，男子用普通话和记者“点”到的小姐说。片刻，领班、男子、三陪女开始用湖南方言再次讨论起来，具体内容听不完全明白，大意是，“危险性不会太大，可以出去”，并提出，要该男子送该小姐到宾馆门口。 边走边问。得知，她们都是湖南籍老乡，但具体是不是同一个地区则不得而知，而该男子也并非老板，只是来看店帮忙的。但与想象中看店的“小混混”形象略有不同的是，该男子却是一副纯粹的书呆子模样。亚亚（化名），湖南湘潭人，身高1.60米，生于1975年，相貌娇好，面相和善。据其自己坦承，即使在其供职的某按摩院，她的年龄“也算是大的了”。“做我们这一行的，谁都知道风险，但又有什么办法，没有钱就什么都做不了，搞钱才是最重要的”，她说，“我出来做小姐，家里人是不知道的。我从湖南坐火车直接到了北京，因为这边有熟人。其实，如果我胆子再大些，长得再好些，就去广东了，那边的老乡其实比在北京的老乡混得要好很多”。据称，从家里出来一直到现在，已经近一年时间，其间从来没有回去过，而她和父母的交代是，“一直在美容院做‘美容美发’”，其父母也未曾表示过怀疑，她也隔段时间就打个电话回去和父母念叨念叨。记者与这位自称亚亚的小姐交流了一个晚上，时间长达近五个小时，而其与记者的交流，也开始由不信任转变为非常信任。一开始，她就在言谈中流露过“曾经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再后来她又拒绝承认，说只是交往了几年的男朋友，而到最后，她见记者“是个好人”，在经过长时间的沉默后，非常伤感地谈及了她的那段婚姻和自己之前的孩子。“人就一条命，怎么过都是过，死了就完了。我没有钱就没有自己的生活，没有钱想做什么都不可以，他不努力嘛，不上进嘛，为什么要在一起呢？……我不想谈这个东西了”，当记者进一步类似残忍地追问她，那段婚姻究竟给她造成了哪些具体的伤害，是否改变了她的人生观时，她再次陷入了长久的沉默。与其他同质小姐存在很大差异的是，亚亚的谈吐和涵养要远高过一般小姐的粗俗和市侩。她懂得文学，知道大学文化，知道很多时尚浪漫的风物，尽管她不过初中文化，而且“从小就讨厌学习，成绩不好，不想学”。“听一些嫖客和我讲，其实东北小姐是很厉害的，但有时候她们太厉害了，嫖客反倒不喜欢”，亚亚说，东北小姐往往太主动、不含蓄、体形高大，于是对男人的心理是一个压力，“有些男人其实是喜欢含蓄的、小鸟依人的那种。”谈到东北小姐，亚亚介绍说，东北小姐一般都很漂亮，而且身段也好，“在北京，混得最好的，就是东北小姐了。”“我是不愿意和她们（其他小姐）交流技巧的，她们之间也交流，但我很懒，也懒得学”，她坦承，很多小姐的职业技巧也是在不断切磋中进步的，“我进这一行以前，对这个东西一概不知道，而且在接第一个客人的时候，心理上特别不舒服，非常不情愿。被一个互相不认识的人摸来摸去，这与和自己老公做爱是完全不一样的”。亚亚表示，对小姐这个行当，她自己在心理上还是有一个接受过程的，“但一想到可以挣钱，我就只能做这个了，这是来钱最快的方式了。我已经很反感了，不想做了。其实，我才做了不到一年就不想做了，你说，我是不是很懒呢？”她反问我。记者向亚亚探询，是否担心这边的老乡把她现在的情况告诉家里。她说，“不可能的，家里人不会知道的，她们也是不会说的，她们自己也怕被别人知道”。“如果你的老乡恰巧来北京，而且恰巧经过这里呢？”记者问。她沉默。当记者进一步问及，她是否担心，哪一天她的老公来北京并从这里经过，知道她的情况。她目光迟疑，“你说，这有多大可能呢？”从她的表情里我知道，其实，她并非反问，而是真正在征求我的看法。记者表示，这是有可能的，而且迟早大家都会知道的。言毕，她至少两三分钟沉默不语。“其实，我父亲是50年代后期湖南师范学院的大学生，他曾经的同学做什么的都有，其中有很多在政府做官，他一直在大学里当老师，今年62岁。我母亲对我也不多问”，记者非常感谢亚亚的信任，起码从我这里看来，她的这些论述确是发自内心而并非杜撰的。“我当初在酒店当过服务员，在商场卖过衣服，一个月累死也只能挣到800块，而现在呢？我既可以休息，一个月还能拿到2000块左右的工资”，她说，老板提供她们的食宿，治病也是老板出钱，出了事他们也要管，“所以我们的出台费我只拿一百，剩下都是他们的。他们也不容易，每个月要给这边派处所几千块，还要交乱七八糟的税哦，他们自己还要赚钱。对了，我们是有营业执照的。”“什么营业执照？”记者确在其按摩院看到了裱起来的东西，但并没有凑过去看端详，“我们的执照是休闲中心啊”。关于小姐收入。“一年拿到十万块的也有，但不多。有的拿的多一些，有的就少一些了，但几万块总是有的吧。KTV的小姐是要多一些的”， 亚亚给记者详细计算小姐收入，而她如此盘算，看来心里确有细致的规划，“就说我自己吧，一个月哪怕2000块，一年不是24000块了吗？不过，我到年底就不做了（与上面陪酒女类似），回去做点别的事情。”颇为诧异的是，在经过与记者长时间的交流后，亚亚非常信任地和我讲述了她在做三陪女过程中所经历的一段感情，并征求我对这段感情的认识。“其实，去年有个北京男人对我很好，他来过两次，是给了钱的。后来，他提出不让我做这个了，他愿意每个月给我八百、一千的，说要和我出去租房子。我去过他家，也在他家里做过，三室一厅，他父母都在航天部工作。但那时候我刚刚开始做这个职业，心想，如果和他出去租房子，我就没钱了哦，所以，我就没有答复他，也有半年没怎么联系。后来他来电话说，他已经和一个北京女孩子要结婚了”，亚亚反复絮叨这个事情并几次和记者交流，“你说，我是不是很傻哦？”当记者表示，那男子未必真的对她好，失去也未必就是坏事，因为那男人是否只是为了欺骗她的嫖资也未为可知。“是哦……”她略有沉思，接着说，“但他当时真的对我很好，给我买了好多东西。而且，如果我们中间半年还保持联络，你说，他还会和那个女孩子在一起吗？他是一个很有孝心的人，他和我说，和他在一起，首先要孝顺父母，我是做得来的。”记者面前的亚亚，眼睛里满是浪漫的光芒，感情一下子丰富了许多。但她仍旧难以回避理性的忧虑。“如果我和他结婚以后，他会给我钱么？如果他不给我，我就没钱花了……其实，如果他要是把钱给我管着就好了。但如果她不给我呢，我能向她要么？……”人生观的些许变化。记者问及，做小姐前后，对人、对生命有了怎样不同的认识。“我现在看到男人就烦！”，感觉打击面似乎有些宽了，她补充说，“我其实并不适合做这个的，我很懒的。比如老板发工资，这个四千那个三千的，自己少了就感觉不好意思，感觉自己没努力，但我有时候就是不想做。人生多短啊，说结束就结束了……”亚亚透露，她舞蹈很好，而且唱歌也很好，所以一直想去KTV发展，“那样说出去会好听一些”。“是哦，做小姐有惯性的哦，做小姐时间长了就不想做别的了……”，记者问她，如果年底退出不做后，经济来源再次遇到尴尬时，是否会重新选择做小姐，她说，“应该不会了吧，不会了，不做就永远也不做了。”记者最后的两个问题令亚亚几次陷入长久的沉思和沉默。大约，这也是她目前考虑最多也是最为焦虑的事情：第一，是否有过再婚的想法，如果再婚，是否害怕今后的老公知道自己目前的经历。第二，是否害怕将来的孩子知道自己现在从事的职业，怎样去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关于性交易中的性高潮以及性技巧，亚亚谈了不少，但因文章篇幅所限以及其内容的敏感性，此处略去。“你是一个有善心的人”，临别前，亚亚仿佛依依不舍，并为记者做上述评价，大略是因为：第一，记者没有与她发生任何接触，只是聊天，“没有为难她”。第二，钱，一分没有少她的。 红灯区之外的制度缺失 深入调查后我们发现，大量的小姐分别生存于各种档次的KTV、洗浴休闲中心、按摩美容院（房）、酒吧以及各种不知名的城中村、城乡结合部，而这些小姐以及以小姐为核心的外围队伍也已逐渐形成组织化、职业化的特色。尽管这些小姐对于目前其所从事的职业并未感觉到无法接受的难堪，但她们对于自身卫生状况却存在不同程度的认识误区，她们很大程度上与当地黑恶势力、公安机关存在或明或暗的被控制与被胁迫关系，人身依附、人身控制以及与之关联的犯罪乃至凶杀案件迭出，而由此引发的官场腐败更激化并加剧了社会矛盾。

    灰色的小姐以及灰色的性产业已经得到社会各界的严重关注，多位相关学者先后提出小姐队伍规范化甚至娼妓合法化的动议。他们认为，只有将娼妓非罪化、合法化提高到国家立法的高度，小姐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2006年1月，《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周瑞金（笔名皇甫平）曾发表题为《两会代表不妨议议地下性产业》的文章,一时间引起轩然大波。他在文中指出，因色情服务的非公开化已经导致一系列问题，如性病爱滋病的传播、家庭的破坏、社会性犯罪的大量增加以及警察队伍的被腐化等。据此，他提出，要将性产业纳入政府公共管理范围，并应普遍对性产业制订行规进行规范。以设置“红灯区”办法，把它从地下转到地上来，限制范围，严加管理，严把性工作者健康关，杜绝性病流行。另外，他还建议成立专门的工会组织，为性工作者提供维权服务和社会保护。然而，这个本为针砭时弊的文章却遭到了众多反对者的围攻，更有批评者以“性产业合法化的主张属于哪个阶级的党性”为题对周进行了猛烈攻击，同时在引经据典之后提醒周瑞金“要珍惜自己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不要再以鼓吹新自由主义来误国害民了”。就在周瑞金文章发表不久后的2006年全国两会上，黑龙江律师迟夙生更是大胆拿出“娼妓合法化”的提案，并建议废除《刑法》第358条中关于“组织他人卖淫”的处罚规定。尽管因该提案过于敏感，最终被迫以建议的形式发出并被人大否决而“胎死腹中”，但大家普遍认为，迟夙生是“开了一个好头”。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潘绥铭教授曾深入某红灯区调查走访，而在其先后出版的几本关于“地下性产业”的著作中，他有过这样一个总结：性产业已经越过了奴隶制（强迫卖淫）与封建制（人身依附），已经发展到了市场经济的自由雇佣制度。同时他提出，“我认为，小姐和妈咪也是打工者，与在工厂里打工的人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别。再进一步说，小姐和妈咪都是外出打工女性，她们与任何一种外来妹之间的共同之处，远远大于之间的差异。”非但如此。广受争议的“哈尔滨小姐培训班”曾一度被视为“暗娼合法化”的信号，尽管其初衷更多的是防止爱滋病的进一步蔓延。而接下来的广州、兰州、沈阳、太原等地先后出现类似的尴尬。如何正视不可避免的小姐与小姐问题，如何在打击与管理之间寻觅到一条更为理想的解决之道，任务艰巨。2007年3月14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五楼。该院皮肤病、性病科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建中在接受《财经文摘》记者专访时表示，娼妓合法化，就从事性病治疗与研究的学者看来，不是不可以考虑的，因为合法化之后，妓女的管理就不再成为问题，而非法的、地下的性服务是无法集中有效管理的。“与其让它地下，反倒不如让他浮出水面，这样便于政府管理、便于疾病预防、便于政策的贯彻实施，而在这方面，欧洲很多国家的成功经验中国也完全可以借鉴”，他进一步说，“推进娼妓合法化，具备积极意义。如果能够集中管理，可以有效杜绝性病、爱滋病的蔓延，通过体检与检验可以把患病的女性提前甄别出来，如果提前诊察出某位从业者已经感染爱滋病，告之不能从事该行业，并给予相应治疗，总会比不知情要好得多。前一段时间，韩国有一个小姐，她知道自己得了爱滋病，与2000多个男子发生性关系，有意报复社会。所以说，不实施娼妓合法化，这样的事情在中国也一定会发生或已经发生了，这是很恐怖的。”尽管如此，张建中仍旧认为，在中国提倡“娼妓合法化”虽然出发点是好的，是善意的，但推行起来将非常之难，从政府到民众，人们很大程度上对小姐问题存在偏见，他们会提出相反的逻辑，他们会认为我们要一个“干净的社会”，而娼妓合法化很明显是冲击人们的道德底线，认为“社会不干净了”。“能在人大会上提出这样的提案，已经说明中国在进步了”，张建中认为，十年之内，中国的性产业在政府决策上不会有大的变化，“首先政府很难定夺，我也很理解政府在这个行业上的举棋不定。究竟是往前走让它合法化呢，还是往后退取缔它呢？往前走障碍会非常大，而退后会更加困难，最可能的结果是维持现状，保持现在半明半暗的灰色状态。往前往后都不现实。我认为取缔很难，因为那是走老路，是历史的倒退，而合法化是可以讨论的话题，那是前进的眼光，当然，往前走也是需要过程的，我估计10年之内不会有大的动作”。在人民医院皮肤病、性病科候诊区，《财经文摘》记者与一名刘姓（全名不详）患者有过交流。在谈及小姐以及娼妓合法化问题时，他更是提出了与众多专家近乎一致的看法。他认为，性产业已经成为拉动国内经济增长的又一有力引擎，而在中国社会财富再分配过程中，小姐队伍扮演了重要角色。针对中国性产业现状，他提出了如下几个观点：第一，政府有责任。政府可以组织小姐定期体检，她们不承认小姐身份也无所谓，我们完全可以做到不公开。“我不问你是否提供性服务，也不说你就是小姐，但要求你必须有健康证。小姐无论在什么场所服务，一个月或更短的时间内要到正规的健康中心、医院进行体检，我觉得这是做得到的，不一定要她承认小姐身份”。第二，卫生机关应担负相关社会责任，定期的卫生指导不可或缺，但避免与媒体过多交流。第三，普通民众应看淡小姐问题，应把小姐看做普通人，把小姐问题看做是必然存在的社会现象，这才是起码的正常心态。与各方热议截然不同的是，政府尤其是公安机关对娼妓问题讳莫如深。2007年3月15日，记者先后到朝阳区三里屯派出所、朝阳区公安局采访。前者的采访本来很顺利，但话题一谈到娼妓合法化，其所长立刻颜色大变，表示不可以谈，并请记者到分局。到朝阳分局后，记者通过保安、前台、助理等多人确认，得知，局长肖兴国未在，但至少还有两名副局长在楼上，但当记者与某局长秘书面谈并将采访提纲交到其手中后，秘书匆匆上楼，再也没有回来。该秘书晚上九点给记者打电话过来，并做出如下回复：第一，娼妓合法化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定论，我们认定这是胡说八道，是假的。第二，我们局长目前不在，而即使在，这个问题也回答不了。

    记者在北京和西安两个古都作了比较采访，这种采访是贴身进行的，记者和小姐们近距离接触，取得了第一手的资料。当然，从宏观的角度看，每篇文章都还不够，但是，宏观问题确实不一定是记者关注的范围了。如果一个事物有血有肉有骨头，那么，我们提供的，是活生生的血和肉，会给读者留下感性的印象。

　　长安自古帝王都，汉唐明月下的古都西安，遍地的秦砖汉瓦和盛世痕迹令人叹为观止。但是，这一切又都无法掩盖一个如梦似幻般的现实尴尬，一股巨大的娼妓经济暗流正于这座千年都城的深处涌动，卖春之风于市井里巷悄然兴起。是断代历史的自然承袭和复苏，还是市场经济确立之后逃脱不了的交换规律在萌动？

　　卖春地图

　　天幕低垂。冷雨如丝。三月关中。寒气袭人。  基于隋唐旧城遗址营筑起来的尚德门城墙，粗犷地横跨西安火车站前东、西广场，犹如一道壁垒森严的屏障拱卫着西安内城。自北而南，穿过气势恢宏的城墙拱门，我们得以进入汉唐盛世的腹地——古都长安。关中口音的出租车司机冒着被交警罚钱的危险将车泊在站前路的公交车道上，催促我们迅速登车。穿梭在南北向纵横交错的街道间，当知道我们要找一个叫做吉祥村的地点，张姓司机对我们此行的目的地显得了如指掌——“那是个妓女村”。 在与《财经文摘》记者的交谈中，他漫不经心地抛出这样一句话，全然不以为忤，一边说话一边专注地拨打着方向盘，眼睛观察着周围路况，神情淡定，视线没有出现丝毫紊乱和游离。初步获悉，吉祥村是西安市南二环外含光路北端的一个城中村。城市化建设的推进使这里早早脱离了破败不堪的城中村庄模样，形成了一个有其规模的街区，楼房密集林立、里巷错落有致。在西安地方媒体和当地一些知情人士的语境里，这个距大雁塔一步之遥的街区在近几年内一跃成为西安蜚声内外的色情交易地点。

    知情人士向记者称，外来小姐们自依靠出租房屋维持生计的村民那里租得门面房，借助美容美发的生意之名来掩饰从事卖淫交易之实，规模越做越大。吉祥村一时之间名声在外。“尤其是男性，坐公交在吉祥村不敢下车，生怕有人在背后笑话自己是去找乐子；走在街上的，基本没有敢往街里侧走的，说不定什么时候小姐出来会将你一把拽进去。”职业卖春在拥有一千多户居民的吉祥村里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去年，当西安本地媒体曝出长安区郭杜街区长里村也出现“小姐”集体进驻拉客的事件后，吉祥村、长里村与在西安地方尽人皆知的西安火车站地带被一并归集为“两村一站”，被视作西安典型的“卖春”基地。在出租车司机的言谈中，早前《财经文摘》记者获悉的“小姐村”称谓已完全变成了异类色彩浓重的“妓女村”，这种措词所折射出来的直观价值判断加之说话之人显得波澜不惊见惯不怪的样子，进一步为上述的传言提供了印证依据。“那里的小姐都是从农村来的。在吉祥村租房住，房租很便宜。”张姓司机娴熟地驾着车，继续向记者介绍说。较之以往，小姐们现在的境况并不好，因为不怎么赚钱了。据他描述，以前小姐一晚上可以赚几百块钱，但是，行业竞争已经拉开，“现在小姐多了，价钱上不去”。职业卖春供方市场规模的扩充，一方面使行业利润呈现普遍下滑迹象。由于过度的竞争和挤压，现在西安卖春业的价格行情也是参差不齐，由低到高形成了明显的价格级差，低到30、40元，高到400元、500元不等，不尽一致；另一方面，职业卖春者的递增速度亦显得不可估量，已经不足以用“两村一站”加以恰当形喻。“两村一站”更多时候有如一孔一斑，并不能全面囊括西安卖春业的全貌。

    当地知情人士先后告诉记者，掌握卖春业线路图的最好办法是通过网络搜寻。在西安，卖春业的发达不仅使得是类信息在坊间广为流传，网络资讯也使更多人轻意就能对卖春地点的分布信息实现共享。而这些网络资讯的出现，完全源自许多深谙行情的市井之徒之手。他们当中很多人会通过社区论坛将自己的渔色经历、场所、价格、服务内容、从业人数如数公布出来，并会采用星字符号将这些地点的综合服务质量或性价比加以直接评判，十分细致地呈现给有相同需要的人。“这些信息都非常真实”，一位要求匿名的知情人士对记者说。买春一方只需要通过网络资讯按图索骥，就能对西安的卖春线路掌握一个大致梗概。但事实上，一幅规模更大的卖春据点分布图远未浮出水面，通过网络或可能进一步窥得情色产业身上的一鳞半爪，却绝非全部。然而，张姓出租车司机显然对这张分布图有所掌握——在明清府城的基础上，西安旧城被一堵城墙定格为长四方形，由内城到外城一共有十五个城门可供通行，但根据西安人的描述，他们一般将这十五个城门统一归结为“东、西、南、北”四类城门，出东门即东郊，出西门即西郊，其他门亦类之。高大的城墙象征性地耸立在城头，城门洞开，关不住城内城外的人流和一派经济景象，也隔绝不了于城里、郊外迅速蔓延开的卖春经济。本地出身的司机在车上向记者描述着西安城内外那些卖春地点的详细分布，以及卖春群体的具体价格、档次、相貌、年龄和服务类型。记忆力和熟识程度惊人。“南郊的小姐都不咋样，要是正儿八经想开红灯区，就在东郊开一家上档次的。”司机表示，东郊人多、钱多，具备市场基础。相貌好一点，年纪轻一点，消费也会高一点。说话间隙，他将车子驶入南郊红会医院附近的南郭街，这里与西安旧城南门咫尺相望。司机有意识地放慢车速，在他的指引下，一整条街道上尚未开门营业的发廊和美容、按摩门店便完整无遗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在这条离市中心较近的卖春业密集型街道上，据他称，自上午12点至下午5点左右，将充斥满职业卖春者的影迹。“这里的小姐包夜一般是300元。”他说，但是可以议价，一般260元左右就可以成交。如果不包夜，价格大致会在120至150元区间。但若同样是在东郊，这一价格会升至200元以上区间。与其他随地理区位优势而增值的产业（如房地产）不同，西安外城一些卖春地点消费价格会远高于内城，而内城一些卖春场所，由于供方市场趋向饱和，价格往往会被压低。另一特点在于，很多广为人知的卖春场所大都聚集外城，自成规模。内城的一些场所虽然也被人通过网络渠道勾勒出来，但均为隐秘。知情人士称，这与内城的被控制程度较严密有一定关联，与之相较，外城的活动空间和氛围相对活跃、宽松。除此之外，内、外城并无显著差别。

　　长安风月   

   “小堂绮帐三千户，大道青楼十二重。”名躁一时的初唐诗人骆宾王曾以一种简约、洗练的笔触描述了唐初长安的娼妓业盛况。中国古代以官妓、家妓和歌妓为主要从业类型的娼妓业在彼时发展到鼎盛阶段，此后被延续，成为历代官府所允准的公开性社会、经济活动。新中国成立之后，旧有的社会制度被消灭，妓女作为地位低下的一个社会底层群体被解放，娼妓业随之进入历史。然而，时隔约1400多年之后，梦回大唐，古都西安娼妓经济暗流涌动，隐有唐风复显之势。3月15日下午，《财经文摘》记者来到西安市南郊的吉祥村。和所有普通街区一样，这里只是一个商业繁华的闹市。“外地人不大清楚的。”一位村民面对记者的询问笑着如是说道。吉祥村位于南二环西段，这里仍然沿袭着中国基层乡村的人口组成建制，统一以生产队的形式加以分组。在最初，吉祥村并不“小姐村”知名。当地居民告诉记者，上世纪九十年代，吉祥村以种、养业闻名，有一段时间甚至兴起“狼狗经济”之风，养殖犬类成为村民增加收入的一条途径。但不能长久维系，后来渐渐中落。及至现在，“小姐”成为吉祥村的经济产物——“这是无所作为的结果。”当地居居说，包括村干部和治安人员，见钱眼开，放任自流，从不管束。入夜时分，华灯初上。在当地一位知情人士引导下，记者进入吉祥路。在这条路上，除了学校、商场和餐馆，发廊、歌厅和洗浴场所是最为主要的商业形式。知情人士告诉我们，鼎盛时期有近200多家类似性质的门店同时在这条街上营业。“主要还是发廊，温州人居多。属于大众型消费。”知情人士对记者说。由吉祥路东端进入，一直往西行走。路上霓虹闪烁，纸醉金迷，大型娱乐场所鳞次栉比。步行约二十分钟左右，霓虹灯尽处，人影稀疏，似已行至街底。正欲转身返回，不料知情人士隔街伸手向对面一指，叫声“看”，传言中那一溜儿颇具规模的发廊立时呈现眼前，将这一条路上的商业生态延续下去。发廊门前风格一体光线黯淡，粉红色的灯光内敛地只由屋内透出，将里面坐着或站着的女子的一颦一笑、行动举止全部暴露给门前路人。除了那些在屋内坐着的女孩，每家发廊的手推玻璃门后均会一左一右分别坐着两个女子闲聊，若有男子路过，便会拍打着玻璃门招手呼唤，试图招徕生意。借助发廊从事卖春职业在西安是普遍现象。那些发廊主要的消费对象是低薪群体甚至于民工，知情人士称，其中的职业卖春者每月最低收入可以达到3000千余元，而且是保守估算，“因为每个人一天之中均不可能只对外提供一次服务。”然而，这并非西安娼妓经济结构的主流场地。知情人士进一步向记者透露，一般而言，中、高档卖春场所的结构数量在这座城市里尤为可观。

    3月17日晚，同样是在知情人士的帮助下，记者得以进入位于西安市旧城门外西南郊的莲湖区丰庆路。路长约一公里，这一地带在知情人士眼里是典型的“红灯区”，网上则有人将之戏称作“风情街”。记者获得的信息显示，丰庆路上的卖春场所早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即已出现，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仅仅以发廊一条街的形式存在。现在，丰庆路摆脱了此种单一模式，已发展成大致有40余家卖春场所的小型集散地，并且囊括西安几乎所有的卖春形式，高、中、低档各色业态并存，在当地圈内享有盛誉。时已22点，街旁两侧灯光辉映，大大小小的娱乐场所纷纷闪过。记者跟随知情人士进入一家名为“宝马会”的KTV视频歌城，这是丰庆路上最主要的四家KTV歌厅之一，也是西安较知名的卖春场所。此一场所的设备与一般歌厅毫无二致，唯一不同之处在于，歌厅的包房里配套了一个洗手间、一个小隔间。隔间内置有可用于坐卧的短小软床一张，西安圈内人将这一布局称之为“炮房”，便于小姐不出房间即可为顾客提供实质性服务。约有超过十位浓装艳抹、穿着暴露的“小姐”鱼贯而入，在领队男士的指令下集体向客人恭身问好，然后一字排开等待挑选。身材瘦小、年仅二十岁的小雪有幸被选中，并很快进入角色，和两个姐妹一道乖巧地坐在客人中间，陪他们掷骰子、喝酒、抽烟、打情骂俏，并毫无顾忌地接受着来自客人的任意抚摸。如果客人需要包夜，完全可以带走她。小雪是陕西铜川人，来到这里只有半年时间，但是她已经决定要长期在这里从事卖春职业。半年以前，她还是一个洗浴场所里的服务员，主要工作是为客人领位。后来她决定改行。“一个姐妹在这边做小姐，我就跟过来了。”她说。——知情人士告诉记者，西安的卖春业之所以会以“村”和“街”的规模出现，并且从业人数一度得以增至令行业平均利润出现大幅下滑的状况，一个主要因素源于帮带式发展所导致。这种帮带不仅发生在小雪一类本地人身上，最近几年更向省外蔓延。由此导致卖春从业人员构成结构发生变化，外省进入西安从事卖春职业的人员远远超出陕西当地人，主要包括东北、四川、湖南、湖北、浙江等地的外来人口。其中，尤以东北和四川入陕的居多。小雪家在关中农村，家境不好。有一个弟弟在念大学，自己初中就辍学了。她认识到自己没有文化背景和相应工作技能，除了卖春，没有更好的办法赚钱。她说她需要一笔钱来改善目前的生活状况。——“她们为了搏得别人同情，往往会编造一些诸如家境困难、父母有病或要供弟弟读书的借口，促使客人多给点小费。”知情人士对记者说。但小雪否认她需要供弟弟读书。她甚至表示一分钱都不会给家里，完全自主。她希望赚到钱后，在西安租一间小店面，做点女性饰品的买卖。她表示，这只需要投入一万元资金就能办到，但她又总是攒不够这笔钱，每次一有钱就不再上班。只有当钱花完，她才会重新出来卖春。小雪一般会向客人提供坐台和出台两种服务，价格差异较大。坐台一般是50元，出台则是150元，通常和“淫媒”（又称鸡头）一九分成。知情人士介绍说，像小雪这样的小姐如果不中断工作，每月收入可达五千元。并且绝大多数小姐与她一样，抱有赚上一把洗手不干的打算。一般而言，卖春业是青春型职业，很多人在积累一定资金后就会选择离开。只有极个别结不了婚或被社会遗弃的，可能会继续做下去。但是，以出卖身体的方式去积累初始资金无疑是一种冒险，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小雪说，有一次一伙人冲进包房，把一位正在隔间里为客人提供服务的姐妹赤身裸体地抓走了。“我赶紧就往外跑。进去一次得罚两、三万呢。”她说。此外，屈辱如影随形、无处不在。还是在坐台的时候，有一次，喝醉酒的客人试图强奸她，将她拖入隔间，她不从。恼怒的客人在包房里拳脚相加殴打了她一顿，直至嘴角出血被人拉开。客人咒骂她是“婊子”，还去歌厅老板那里投诉，要求“炒”掉她。但是现在，她确认自己已经找到某种安全的归属。因为老板会保护她们，有能力提供安全保障。据她说，她们的老板在西安很吃得开。小雪决定在这里长期做下去，与此也有一定的关系。一个尽人皆知的事实是，有组织的卖春比没有组织要安全，这几乎是常识。因此，在西安，每一个小姐都会有自己的组织，或者发展与组织的关系。只不过此种关系形式因人而异，有的可能是合作，有的可能是完全隶属。职业卖春者美美现在就隶属于一个卖春组织。她的东北老板承包下了西安城内案板街上一家酒店的洗浴中心，她们每天下午两点上班，凌晨两点下班。在这段时间内，美美完全必须受老板控制，不能脱离组织单独行动。每当入夜，在老板的组织下，她们会频频通过电话对各个客房进行陌生拜访、联系“业务”，如遇需要，老板就会指派她们进入客房与客人商谈价格，进行“双向选择”。“我们老板每年向酒店交五万元。”她对记者说，酒店在收取这笔钱后，完全将客房资源向她们开放。由社会卖春组织控制的洗浴中心由此垄断了这家酒店的买春市场。由于老板的背景，她们完全不必担心受到官方的干扰。 “我平均每晚要接待两、三个客人。”美美说，最多的时候会有五、六个。在这种客源和环境均有保障的背景下，她希望集得一笔钱，尽快离开。因为她意识到不能一辈子卖春，总有衰老的那一天。  “有谁愿意干这行啊？”她用一种非常现实的口吻说道，当自己拥有五、六万元之后，她会回老家去。实际上，一直以来她都向家人隐瞒自己在西安的工作，只告诉他们自己是在商场里面卖衣服。如同大多数早前就从事多种服务职业的卖春者一样，美美最初只是洗浴中心的一名技师，虽然是向客人提供按摩、洗脚等另一类色情服务，但是只限于肌肤接触，并没有过要出卖身体的计划。两年之后，当身边的同事纷纷转行卖春之后，外部游说加上几番思想斗争，她终于想通了，于是改变了自己的决定。“做别的不容易赚钱，卖春比较容易赚钱，也不用太累”。她说。做技师的时候，美美一天只有50元收入，一个月全部收入只有1200元左右。改行卖春之后，收入方面出现显著变化，由于洗浴中心对酒店客房资源的垄断，进而操控了价格机制，她们提供的全套服务收费在260元至300元之间，较一般市场价格要高。若是包夜，一般是800元左右，与洗浴中心五五分成，可以提取到一半的费用。只是人各有志，洗浴中心里还有七、八位姐妹并不愿意因为高收入诱惑而效仿美美，这些农村出身的女孩还在坚守。但这种坚守很可能无望，因为美美她们正在对她们进行动员和帮教。

　　娼妓经济生态

　　卖春业暗流激涌，这在一些西安人的逻辑里成为可以接受的事物。在他们看来，一座城市，特别是一座大型城市，若没有一项卖春业存在是不可想象的。一位当地人士向记者称，由于有一个庞大的外来流动人口基数存在，娼妓经济的复苏成为必然。仅就那些外来打工者群体而言，其本身便是一个巨大的社会性买方市场，如果缺少以半地下性质存在的卖春业的承载和消解，社会性需求的巨大缺口无法填补，社会系统可能出现紊乱。此外，西安一直是一个名闻遐尔的旅游城市和内陆开放城市，在中国区域经济布局上具有“承东启西、东联西进”的区位优势。改革开放之后，第三产业浪潮发展过程中派生出形形色色的各种消费需求，综合型的服务业必然趁势而起，随着产业结构的转换与调整，交换规律渗入到每一社会、经济、生活领域，情色交易亦不能避免地崛起。在一些人的记忆里，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西安就已经出现站街女，尤以火车站附近显著，但彼时规模不大，以暗娼为主。卖春业由寄生而起，最终自成体系。时至今日，今非昔比，“两腿一撇、黄金万两”成为西安的市井笑谈，卖春业被坊间誉为西安最具成长力的行业之一。“西安什么都发展不起来，只有发展红灯区。要是建红灯区，肯定会很赚钱。”知情人士不无戏谑地说道。戏谑背后，发人深思。根据记者调查，开放程度与人口流动虽然是卖春业适时而动、应需而生的肇始，但在市场需求之外，更为重要的因素则在于，以娼妓为明显标志的卖春行业崛起的背后，存在着多只有形之手的推动。每一个卖春群体几乎都能找到自己的合适庇护人，或者迅速编织起自己的关系网络。那些未能浮出水面的形形色色的庇护人，更多时候是政府倡行“扫黄打非”的具体执行者，或是身居幕后的更有份量的掌权个体。他们一方面在坚决地遵照政府的意志行事，另一方面，出于对利益获得的渴求，又会借助执行政策的便利给卖春业留下存在逢隙，摇身变成保护伞。美美告诉记者，在西安，每次严打都会持续至少半个月，但在此之前，她们会通过相应渠道率先接到通知，并通过采取歇业措施加以应对。而更为知情的人士则透露，如同煤矿黑洞一样，官员个体入股卖春组织成为可能，即使没有公开参股，一些人也会成为卖春群体的实际控制人。曾因代理“枪下留人”案而知名的陕西律师朱占平对记者表示，公开的卖春场所与官场腐败有直接关联。卖春是一个盈利颇高的行业，凡是能够存续的，一般均有后台，否则根本进入不了门槛。此种高度类似于地方保护主义性质的现象，将整个卖春业笼罩在一种灰暗的氛围之中。暗箱操作油然滋长，对于娼妓经济利润的分食促使一条食物链迅速结成，而每一个具体的卖春者仅仅只是这一链条上细小、卑微、工具性的环节。知情人士称，保护费是食物链里最突出的一项名目。通常情况下，卖春场所有规模大小与档次高低之分，保护费的额度也有二致。小场子和大场子有级差，交费方式有可能是一年一供、一季一供，亦有每月上供。若是老板背景不硬，“收了你的保护费照样收拾你。”一般而言，保护费是确立和巩固关系网的行业基本规则之一。保护费完全来源于卖春个体的贡献。前文述及的卖春者美美和小雪所在组织即是如此，小雪每提供一次服务除了要让老板从中抽提一成费用之外，还能够间接为歌厅带来其他可用于支付保护费的经济收入，比如客人的包房费、酒水消费等；美美除了在卖春收入上与老板对半分成之外，还需要每月向老板支付约五、六百元不等的管理费，否则便不能提供安全保证。缴纳管理费之后，一旦出事，自有人出面将人安然无恙地赎出。因之，署理基层治安事务的派出所，或是一些更高级别的官员往往寄生在卖春者身上，执法的目的变成敛财而非其他。一位小姐对记者说，在西安，只要有钱，就能找到安全感，抓进去也能放出来。“交了钱就没有人管你，不交钱就有人抓你。”除了权力个体的渗入，卖春业食物链条上还有另外一些形式的寄生。最鲜明的例子在吉祥村。那里居民都以出租房屋为生，据称，很多居民一个月的房租收入可达七、八千元，多则上万。行政规划与控制的滞后使居民们有更多自由不断地将房屋加层，以图增加租赁收入。租赁对象皆为发廊、按摩店，由此，“出租屋”与“卖春业”组合成一件无形标志，悬在居民们的头顶上。除了房屋租赁业，朱占平律师说，卖春业所带动的其他经济收益及相应产业的繁华是不可估量的。“我们能够看到，这一行业的存在带动着餐饮、旅游、娱乐等一系列派生性消费，许多场所业务发达，营业额相当惊人。”卖春业的繁荣，在一些专家眼中就是卖春者剩余价值被瓜分的典型体现，他们认为，当前的经济繁荣中，有一部分是建立在这种瓜分基础上的。因此，卖春业被外界普遍认为是一个高回报的行业，实际上是一种错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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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0-28 2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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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LZ一起做俯卧撑
作者： 荼蘼ivy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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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大家的支持！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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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大我支持你
作者： 延续苍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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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Z火星的大门永远向您敞开
作者： 丫头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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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念的距离是大陆到香港，绝望的距离是人间到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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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小心路过
作者： 酸甜苦辣走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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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详细，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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