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欧洲政治背后的宗教潜流，天主教VS东正教
２　　从乌克兰的政治乱局看宗教文化的深刻影响
　　　　
　　不同的宗教文化导致原苏东集团诸国转轨的不同结果
　　　　
　　一、宗教归属
　　　　
　　A.隶属于东正教文明圈的11个东欧国家：
　　　　
　　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格鲁吉亚，亚美尼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黑山，马其顿
　　　　
　　B.隶属于天主教—新教文明圈（即西方文明）的10个中欧和波罗的海地区国家：
　　　　
　　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德国的原民主德国部分，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
　　　　
　　二、历史概述
　　　　
　　以上隶属于东正教文明圈的11个东欧国家，长期内遭受到野蛮落后的沙皇俄国与更野蛮落后的奥斯曼土耳其的严酷统治，政治经济落后，文教迟滞，市民社会不发育；反观以上隶属于天主教—新教文明圈（即西方文明）的10个中欧和波罗的海地区国家，则大多长期在德意志两大邦国（普鲁士与奥地利）的有效管辖范围内，异族的管治相当温和开明，属于“西方式”的文明治理，结果，这些地区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教进步，并形成了成熟的市民社会结构。
　　　　
　　两相对照，反差鲜明。
　　　　
　　实际上，双方的这种几乎是全方位的差异早在各自接受天主教和东正教的不同信仰之后的几百年间已经慢慢地产生了，不同的外族统治只是加强了这种差异性而已。
　　　　
　　当然，外族统治的作用力不容小觑。比如，同样是信仰天主教的波兰民族，但经过不同国家的统治，俄属地区的发展程度就滞后于奥属和普属部分；一度为俄属的波罗的海地区（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也不如波兰、捷克等，尽管他们都属于天主教—新教文明圈。
　　　　
　　　　
　　三、共产主义时代
　　　　
　　双方的上述历史性差异并没有扭转。
　　　　
　　这个时期，在整个苏东集团，原民主德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最高。
　　　　
　　特别需要提及的是，在这个时代，这10个中欧和波罗的海地区国家虽然也是“党天下”，但却没有出现一例“家天下”的个案；反观那些东欧国家，如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家族）和保加利亚（日夫科夫家族，家天下色彩相对弱一些），却形成了家天下的局面。
　　　　
　　四、剧变过程
　　　　
　　以捷克为代表的中欧和波罗的海地区国家采取了政治上的“天鹅绒革命”、经济·社会领域的“休克疗法”，转变得平稳顺利。而那些东欧国家的转折却往往充斥着混乱与无序，尤以罗马尼亚的大规模流血起义为最；并且要么是休克疗法举重维艰甚至是完全失败（如俄罗斯），要么是犹疑不决甚至是走回头路（如乌克兰，白俄罗斯），令人失望。
　　　　
　　五、转轨以来
　　　　
　　中欧和波罗的海地区国家重新恢复并确立了多党制的议会民主体制，运转有效，政治稳定，妥善解决民族矛盾，协商对话的氛围居于主导，甚至连统一国家的分离都是完全和平进行的（捷克和斯洛伐克）；经济改革富有成效，市场化转轨顺利，经济实力迅速回升，整个社会安宁祥和，生气勃勃，前景一片灿烂；并且几乎全部如期完成了“入盟加约”的任务，实现了历史性的‘回归欧洲”的理想（克罗地亚是唯一的一个特例，但不是因为经济社会条件不达标，而是因为在前南波黑问题上一度得罪过西欧与美国，以致于延宕下来。在德国和奥地利的坚决支持下，现已加快谈判进程）。
　　　　
　　反观那些东欧国家，旧政治体制的复辟趋向很强烈（俄、白以及库奇马时代的乌克兰），社会动荡不定，民族冲突尖锐（俄，格，亚，马），经济社会的转轨停滞不前，社会氛围充斥暴戾性，黑社会猖獗，政治性暗杀也时有发生（如俄罗斯、塞尔维亚）。这在中欧和波罗的海地区国家完全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总之，历史上形成的全方位的差异在今天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是进一步拉大了。双方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原本就是陌路，只是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被人为地集合于同一个阵营内，而今终于又重新渐行渐远了。
　　　　
　　六、结语
　　　　
　　实质上，是作为这些国家民族精神内核的不同宗教信仰在其间发挥着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它实在是很多问题的要害所在，却不幸往往被人们所忽略。
　　　　
　　补充：
　　
　　
　　自剧变后，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也一度混乱无序得很，后在自身的努力以及美国和欧盟的大力扶持下，局面开始大大好转，现在是那些东欧国家里政经形势相对来说最好的两个国家。2004年正式加入北约，并且欧盟也已经承诺，2007年初即吸纳该两国加入欧盟。
　　　　
　　西方花大力气扶持罗、保主要是基于全局性考量，即要在东欧以俄罗斯为核心的东正教文明圈内再圈过来两颗棋子，进一步压缩俄罗斯的战略纵深，削弱俄罗斯的地区乃至国际影响力。
　　　　
　　但这种“圈地运动”或蚕食活动也要有个适当的尺度，不能再无限制地东扩，不能逼迫俄罗斯太甚；而且，如何有效地消化这些猎物也是一大问题。
　　　　
　　例如，当年欧盟出于冷战的需要，拉拢希腊参加进去，但以后的实践表明，作为欧盟内的唯一一个东正教国家，希腊在完全适应欧盟的价值观与行为模式上是存在一定困难的，并且，希腊人在内心深处是强烈地倾向于和他们同宗的俄罗斯的。
　　
　　东仪天主教在乌克兰中西部地区影响深远。
　　　　
　　所谓“东仪天主教”，简单讲，就是承认罗马教宗首席地位的东正教，换言之，除了承认罗马教宗的首席地位这一点外，东仪天主教与纯粹的东正教基本上并无区别，在实质上，东仪天主教的教会人事权也是独立自主的，并不受罗马教廷的实际领导。因此，所谓的“东仪天主教”纯粹是名义性的。
　　　　
　　东仪天主教在乌克兰中西部地区主要的精神意义是作为抗争大俄罗斯主义并维护乌克兰民族独立的一种旗帜和武器。前苏联时期，乌克兰与白俄罗斯的东仪天主教会曾经被强迫合并到全苏东正教会中去。
　　　　
　　波兰—立陶宛联合王国当年一度统治过今天广大的乌克兰中西部地区以及几乎整个白俄罗斯。波兰，立陶宛，特别是波兰，今天在乌克兰中西部地区仍保持着一定的影响力。所以，尤先科邀请了波兰和立陶宛两国的现任总统还有瓦文萨，作为西方的主要代表，到基辅参与调解大选危机；而亚努科维奇的“恩师”库奇马则跑到莫斯科向普京讨教。
　　　　
　　呵呵……
　　
　　天主教+新教+东正教=基督教
　　　　
　　天主教VS东正教=姐妹关系
　　
　　不过双方历史积怨很深。几十年来，天主教会一再主动伸出谅解与友谊的橄榄枝，但东正教方面始终缺乏积极的回应。
　　　　
　　天主教VS新教=母女关系
　　
　　最近半个世纪以来，相互间的关系总体上有较大改善，天主教与新教的部分主流教派开展了鼓舞人心的合一共融运动。

作者： 人间四月天
回复投诉 删除 2007-7-1 09:30

RE:欧洲政治背后的宗教潜流，天主教VS东正教
西方文明是独一无二的，这独一无二性正在于西方文明是由以下特质不可分割地组合而成的：
　　　　
　　1．基督教——西方文明在中世纪的形成与发展，天主教发挥了至关紧要的塑造、熏陶、整合作用。宗教改革以后，作为西方文明精神内核的，除了天主教外，又增加了从天主教分化出来的新教。
　　　　
　　2．古典文明遗产——古希腊、古罗马的宝贵遗产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拜占廷世界和伊斯兰社会里重新焕发生机，并内化于她们各自的文明中，成为有机的组成部分。这有史实为证。古典遗产的复活只可能出现在西方社会，在那里，它不再只是一堆故纸堆之类的死的东西，而是作为活跃的、积极的元素流淌在文明的整个机体里，起到自己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使自己成为这一文明特质的一部分。
　　　　
　　3．政教分离——正所谓凯撒的归于凯撒，上帝的归于上帝。罗马天主教会先后同东罗马帝国的查士丁尼们（直到公元8世纪中叶，罗马教廷才在法兰克人的帮助下最终完全摆脱了拜占廷的纠缠，不过拜占廷对意大利南部教会事务的控制则延续至公元10世纪上半叶北欧的诺曼人自海路进抵南意时为止）和欧洲的查理曼、奥托、亨利二世及无地王约翰们对教会的横加干涉进行了持续不断的斗争。这种教俗两方连绵的相争构成了欧洲中世纪不同于其它社会的一大独特景观，是西方的多元化社会结构得以形成的最重要的起始条件，意义非同小可。
　　　　
　　4．法治精神——国王们也不能豁免，因为虽然“国王可以不服从任何人，但必须服从上帝和法律”。上至国王，下到农奴，各个阶层间直至个人之间都由某种契约来确定彼此的权利义务关系，并由习惯法或成文法予以保证、约束。到13世纪初，在西欧和中欧更是几乎于同时期内产生了两部著名的限制王权、保障个人自由的法律文件：英国的《自由大宪章》与匈牙利的《黄金诏书》。
　　　　
　　5．社会结构的多元性——教会（及其修道院），王室，贵族，农民，以及稍后出现的市民阶级和独立的知识阶层。这种几乎总是处于势均力敌状态的多元互动的格局大约正是西方文明充满内在活力的奥秘之一。它也保证了近代一度流行的绝对君主制不会堕落为东方式的君主专制。
　　　　
　　6．代议制——它是社会结构多元化的必然产物。从国会到郡（州）议会、市议会，不一而足，各地普遍建立起了代议机关。在波兰甚至逐步演变为极端化的国会自由否决权制，即国会任何决议的通过（包括国王的选举）都必须经每一名与会国会议员的同意，这是导致后来波兰贵族共和国衰亡的内因。代议制是好东西，但也乱用不得呀。
　　　　
　　7．地方（社团）自治传统——在中世纪盛期（公元1000—1348年黑死病大灾难前夕），开始出现国王、诸候、其他封建领主和教会颁发自治特许状的热潮，绝大多数城市和几乎全部的大学获得了自治权。
　　　　
　　8．个人主义——宗教改革以后得到更充分的发展。
　　　　
　　9．人道主义——慈善救济；保护老人、儿童，提高妇女的地位；禁止酷刑，严禁株连无辜；作战不能伤及平民，也不能杀害或虐待战俘；消除古代遗留下来的奴隶制残余；等等。当然，在中世纪，人道主义一般地还只局限于对基督徒实行。
　　　　
　　10．骑士道——骑士属于级别最低的贵族等级，但任何一名贵族（包括王子们）都必须首先从做一名合格的骑士起步，从小就接受骑士精神的培养，这些要求不外有虔诚，忠义，勇武，守信，良善，侠义，教养，等等。当然少不了有机会的话，追求一下浪漫的典雅爱情。骑士制度到中世晚期已趋于衰落、解体，但骑士精神却在西方社会扎下根来，这使得相对于东方社会来说，西方社会中能够体现出更多的忠诚感、责任感、荣誉感和冒险、进取精神。这些因素的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无须赘言。
　　　　
　　以上诸特质先后萌发于中世纪初期，到13世纪中叶，就完全明确和巩固下来了。这些特性并非整齐划一地共存于中世纪的每一个时期，也不是在每一处地区都全部获得充分的体现与发展，不过就整体而言，它们却是为西方社会所独有的。
　　　　
　　无可置疑，天主教是贯穿于其中的决定性因素。
　　　　
　　在中世纪早期短暂的沉寂之后，以后不到八百年的时间里，欧洲经历了一个类似于地质生物学上“寒武纪生命大爆发”的持续的、突破性的“中世纪进步大爆发”的伟大时代。举其大端者，主要有以下几项标志性的成果：
　　　　
　　①多元化社会结构的形成（初创于查理曼时代，以后又产生了市民社会），
　　　　
　　②商业的复兴（最早出现于公元10世纪初的意大利北部，不只是复兴，更是质的突破，迨13世纪，银行业、保险业、股份公司等等新式的经济行业或经济组织产生了），
　　　　
　　③城市的复兴（大约稍晚于商业的复兴，最早出现于意大利北部。也不只是复兴，更是质的飞跃。这些城市不同于古希腊、古罗马的城市，更迥异于东方社会的所谓“城市”，尽管它们长期内一般都只有几千或几万人口。这些城市绝大多数是自治的、独立的，全新的社会力量和崭新的经济因素就产生在城市里。中世纪有谚语云“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
　　　　
　　④大学的兴起（人类历史上第一所近代意义上的大学创建于11世纪末意大利北部的博洛尼亚，以后大学就如雨后春笋般地在欧洲各地出现了），
　　　　
　　⑤实用工艺的突破（包括三圃轮作制的发明，机械动力的广泛应用，武器的革新，适于远航的三桅帆船的发明，印刷术的革命，等等。另外，实验科学也起步于中世纪。总之，中世纪欧洲的技术进步比过去古典时代所取得的技术成就的总和还要多，而且，较之于同期的东方各文明的技术成果，中世纪欧洲的技术进步更具持续性、系统性，也更具现实的社会价值和长远的历史意义），
　　　　
　　⑥文艺复兴（开始于13世纪的意大利北部，同样不只是古典遗产的简单复兴，更是新质性的科学、文化、艺术的孕育和积累），
　　　　
　　⑦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几乎与文艺复兴同时起步，最早出现于意大利北部。进入15世纪，虽然意大利北部各城市共和国的经济衰落下来，但英格兰，法国，德意志，波希米亚（即捷克），特别是尼德兰，这种全新的生产关系已有了很大的发展。那时的尼德兰包括现今的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以及法国东北部的部分地区），
　　　　
　　⑧地理大发现（早在公元9、10世纪，就有诺曼人对冰岛甚至北美的格陵兰的探险和殖民，不过限于当时的社会条件，未能产生什么影响，实为孤立性事件。真正具有全局性意义和深远历史影响的远洋探险则是始自于公元1415年的葡萄牙人沿非洲西海岸不间断的南下远航。他们连续几十年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公元1487年，迪亚士发现了好望角，十年后，达.伽马的舰队驶抵印度海岸，通往东方的新航路开辟出来了。公元1492年，受西班牙资助西行的哥伦布的新大陆发现之旅更是石破天惊，意义非凡，直接象征了中世纪的结束和近代史的开幕），
　　
　　⑨民族国家的出现（15世纪末，首先诞生了法国、英格兰、西班牙三个民族国家，事实上，葡萄牙民族国家产生得更早）。
　　　　
　　此外，中世纪欧洲在其它诸多领域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如文学、音乐、雕刻、建筑及绘画等等方面。
　　　　
　　一言以蔽之，就如没有“寒武纪生命大爆发”，就没有六亿年来地球生命的所有变迁史一样，没有“中世纪欧洲的进步大爆发”，也就不会有五百年来欧洲和整个人类社会的现代化。
　　　　
　　这才是天主教所主导的中世纪的真实的景观。
　　　　
　　诚然，中世纪决不是完美的，相对于现代西方社会的文明发达，它有太多的局限与不足，甚至黑暗和丑陋，这些都必须加以清理和批判，但我们不能因此而以偏概全，把这些存在的问题不适当地夸大到整体上、全局上的地步。关键是要把握住事物的本质的、主流性的东西，正如我们不能因为曾经发生过野蛮侵略（不是指纯粹的殖民主义）、黑奴贸易、种族隔离、纳粹暴政等等罪恶可耻的事情就对近代以来的西方文明加以否定一样。

作者： 人间四月天
回复投诉 删除 2007-7-1 09:31

RE:欧洲政治背后的宗教潜流，天主教VS东正教
16世纪40年代，查理五世多次重创德意志的新教军队，势力大增，神圣罗马帝国微妙的政治平衡面临被打破的危险。结果，德意志的公教诸侯们不干了，连教皇也不干了。于是，昨天还与德意志的新教集团水火不容的教皇和德意志的公教诸侯立马倒戈，站到了新教阵营一边。1549年，德意志新旧教集团和教皇国的三方联军决定性地打败了皇帝。六年之后的1555年，查理五世被迫在《奥格斯堡和约》上签字，德意志新旧教分立的格局从此初步确立。1556年，心灰意冷的查理五世愤然退位，远走西班牙，遁入一所隐修院，终了余生。
　　　　　　　　
　　教皇不惜以牺牲宗教利益来换取世俗利益，而最终的结果呢，不但其宗教利益被永久性地损害了，并且其一时得手的世俗利益也终归是无可奈何花落去。
　　　　　　　　
　　试问，当初的教皇国今安在？
　　
　　五、宗教改革是可以替代的吗？或者说，如果没有发生过宗教改革，行不行？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不妨首先考察一下，宗教改革到底给这个世界带来了哪些积极的和新的东西？或者说，我们不妨首先考察一下宗教改革的历史意义和作用吧。
　　　　
　　1.在精神文化领域——
　　　　　　　　　
　　马克思说过，宗教改革的全部意义归结到一点，就是恢复了信仰的权威，结束了权威的信仰。诚哉斯言！这无疑是宗教改革首要的和实质性的历史贡献。
　　　　　　　　　
　　信仰曾经一度僵死过，而今信仰复活了！
　　　　　　　　　
　　信仰的权威是个体本位的，它的重新恢复和确立乃是个人主义从此登上历史舞台的真正标志。这是一种建立在信仰根基上的个人主义，是一种负责任的个人主义，这种负责任的个人主义合乎逻辑的结果必然是个体创造力的大爆发与合理运用。
　　　　　　　　　
　　中世纪只有社会结构是多元的，而宗教改革则将这种多元性延伸到更为核心的层面—精神领域。
　　　　　　　　　
　　竞争总比垄断好，多元总比独尊好。
　　　　　　　　　
　　当然，这是一种一体多元。否则，多元就成了无根的浮萍。无根的多元只能导致无序和混乱，而不是有序和进步。
　　　　　　　　　
　　世俗化是现代化的前提，世俗性是现代性的标志。但世俗化或世俗性本身并不能获得这种地位，发挥这种作用，是特定的信仰赋予它这样的力量。世俗化或世俗性本身也并非不存在消极的一面，是特定的信仰把这种消极面或负面性消解到了尽可能低的程度和尽可能小的范围。
　　　　
　　2.在经济方面——
　　　　　　　　　
　　a.中世纪教会所占有的地产平均相当于各国总地产的1/3左右。
　　　　　　　　　　
　　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之际，地产无疑是非常关键的生产要素之一。教会再坐拥这笔庞大的生产资料，已不合时宜，理当通过必要的途径和机制重新配置，将其盘活。
　　　　　　　　　
　　教产是以地产为核心的，在改教浪潮中，大量的教产还俗，大量的修士和修女还俗，大量的依附农民日后转化为自由劳动力，从而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加速发展提供了很宝贵的资本与人力条件。
　　　　　　　　　
　　b.诚如马克斯．韦伯所言，主要是加尔文教派，使得资本主义经济伦理从一种自发意识变为一种自觉意识，使得市民阶级从自在升华到自为。这两个转变一经开始，资本主义时代就真正来临了。
　　　　
　　3.在政治上——
　　　　　　　　　
　　宗教改革→绝对专制主义阶段→自由民主时代
　　　　　　　　　
　　绝对专制主义决不是宗教改革的目标，但宗教改革的结果在客观上却是首先大大地推动了绝对专制主义阶段的到来。不过也正因为两者的根本旨趣大相径庭，所以，双方暂时的结盟无法持久，终归要决裂。合乎内在规律的演变结果只能是自由民主的胜利。
　　　　　　　　　
　　教会民族化→民族主义；信仰个性化→个人主义。
　　　　
　　4.对公教本身的鞭策和促进——
　　　　　　　　　
　　a.不是说教会自身的传统无足轻重，可有可无，而是说确立圣经第一和信仰至上的精神是属于首要意义的。要努力恢复信仰生活的本来面目。
　　　　　　　　　
　　b.不是说历史上形成的教会的多重职能从来都是多此一举和毫无必要的，而是说世易时移，当整个社会发展到一个全新的历史时代以后，的确应当及时地调整教会的职能范围与工作重点，把更多的心力放到牧灵领域，而非继续过分地纠缠于世俗利益。这种社会角色的重新定位，乃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
　　　　　　　　　
　　c.不断进取，永不满足；与时俱进，永葆青春。只有这样，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才能不辱传扬福音的使命。
　　　　　　　　　　
　　正如从来就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一样，也从来就没有无缘无故的革命。
　　　　
　　以上四个方面的深刻影响和变革，如果继续按宗教改革前夕的路径走下去，估计是不大容易产生的。
　　　　　　　
　　实际上，在诸多因素的互动作用下，宗教改革前夕的状况也很难维持下去了。宗教改革的总爆发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有所区别的可能只是时间的早晚和具体的形式了。
　　　　　　　
　　总之，结论是非常显明的，那就是：宗教改革是不可以替代的！
　　　　
　　七、这样，就引出另外一个问题，即：为什么目前已知的西欧这种意义上的宗教改革没有能够在东正教世界发生？
　　　　
　　诸如此类的问题还有很多。比如，“为什么近代科学技术不是首先在中国诞生”？（此即为著名的“李约瑟难题”），比如，“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什么只能首先产生于西欧”？等等。其实，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些泾渭分明的不同的结果根源于各自不同的起始条件及其日后的实际整合过程。只要追根溯源，我们就会发现，这些所谓的著名的问题根本就算不得什么问题。
　　　　
　　8—9世纪东方教会内部多次掀起“圣像破坏运动”，幕后的主导者其实是世俗政府。东罗马帝国借此严重打压了当时正教会已经露头的闹独立性的倾向。从此，对世俗政权的依附性作为东正教会的一大特征就被确立下来。　
　　
　　1629年，西里尔．路加发表《正教改革声明》，主张“无条件的预定论”。应者寥寥，悄无声息。
　　
　　1672年，在耶路撒冷召开的东正教公会议上，路加的观点遭到无情的批判。
　　
　　此前的17世纪50年代，尼康牧首在俄国发起“尼康改革”，主要涉及有关教仪的规范和统一，这种改革沙皇是赞许的。但当尼康企图进一步领导教会摆脱世俗政权的控制时，他很快就被放逐了。18世纪初，彼得大帝甚至干脆一度取消了莫斯科大牧首这一教职。
　　　　　　　　
　　以上就是东正教世界的一部所谓变革史。东正教世界经历过真正的变革吗？没有！只有长时期的封闭和停滞。
　　　　
　　八、宗教改革——尚未完成的革命？
　　　　
　　是的，是一场尚未完成的革命。
　　　　　　　
　　1.反对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追求鲜活生动的信仰生活，乃是新教当初易帜革新时高举的大旗。但当我们回顾几百年来新教整体上的发展过程时，就不难发现，其实新教各派仍然带有程度不等的教条主义或形式主义的缺陷，鲜活生动的信仰生活似乎很难一直持续下去，以致于每隔一段时期就不得不来一次信仰的重生。17世纪晚期德意志虔敬派的产生，18、19世纪英美的几次福音大觉醒运动，新教各主流派别的不断分化，甚至象陆续有部分新教人士重返公教大家庭等等这样的现象，无不说明，改革了旧教的新教自身实际上也面临着一个不断自我革新的挑战。
　　　　　　　　
　　人在旅途中，福音在旅途中，只有时时反省，时时进取，才能永葆生机和活力。
　　　　
　　2.正如有人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也不是温良恭俭让。于是，革命往往是疾风暴雨般的，往往是不拘细节的，也往往是矫枉过正的。因此，革命也往往是带有深刻的片面性的。
　　　　　　　　
　　在宗教改革的过程中，毫无疑问，不少有价值和有意义的东西被一并抛弃了，不仅倒掉了洗脚水，连同把孩子也倒掉了。
　　
　　对待过去与历史，革命理应是批判的继承，而非不加分析的全盘否定。
　　
　　单单在这个意义上讲，宗教改革的使命也在此.

作者： 人间四月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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